文/钱江

1937年8月，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

周恩来接任代总参谋长

彭德怀担任战场司令员后，实际上已经不能继续履行军委总参谋长的职责。从1947年3月16日起到当年夏天，我军“总参谋长”一职实际上出现空缺，军委作战部的工作由李涛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直接汇报。

3月18日，军委作战部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作战部参谋张清化是最后一批撤走的。

3月26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为了应对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环境，避免全局性的损失，决定将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一分为二，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和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和军委，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率领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随后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中央和军委指挥机关实际上一分为三了。

根据这样的变化，军委作战部人员也相应分为三个部分，以保障中央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工作。

跟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均编入中央支队（代号“三支队”，后又改为“九支队”和“亚洲部”，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叶子龙为参谋长）。一局派出的作战组由童陆生（后张明、张清华）负责，成员有成普、刘长命、刘波文、赵云慈、陈保田、孟繁绪、王亚志、武明旺、常鸣等，编入第一大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作战指挥业务工作。二局派出的人员由戴镜元（后胡备文）负责，编为第二大队，担负技术侦察工作。三局派出的人员由黎东汉（后崔伦）负责，编为第三大队，担负通信联络保障。新华社为第4大队。

跟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的，是军委作战部的基本部分，由李涛负责，主要任务是收集、综合敌情，报中央前委和转发各战区。还不定期综合编印《敌情汇报》，供中央后委首长和在后方的总部机关了解全国战场的军事形势；汇编印发各战区上报的作战经验。

跟随中央工委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人员很少（一局参谋2人，三局一个通信科），任务是保障首长及时了解战局发展等情况。这说明对全国战争的指挥核心仍在毛泽东统帅之下。

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后，最初决定跟随毛泽东的军委作战班子由李涛率领。张清化回忆说：

彭德怀离开延安带兵打仗，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兼任代总参谋长（实际上这中间是有一段间隔的——本文作者注），直接领导作战部。当时军委一局的参谋们已经跟随叶剑英撤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镇。我们一到三交，就接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要李涛代部长带领一部分作战部参谋赶回陕北，随中央领导机关（前委）行动。

原副部长兼一局局长伍修权在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李涛任代部长，到了三交以后，他奉命率领我们17名参谋立刻返回陕北。没想到途中翻车，李涛负伤，于是换童陆生接替李涛，率队来到陕北。我们这些参谋组成了跟随中央前委的作战组，由童陆生负责。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跟随毛泽东的军委总部实际上又分为三部分，即由童陆生负责的军事组六七人，还有负责无线电侦听的二局和负责无线电联络的三局。有这样三个班子，指挥系统就可以运转了。

当时在军委一局工作的年轻参谋王亚志说，周恩来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枣林沟会议后，对军委作战部是否要组成一个精干班子随同毛泽东行动，最初并没有确定下来。所以参谋班子都随李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4月11日，周恩来来到青羊港，发现身边没有一局的参谋，一问才知道都撤到河东去了。他立即命令回来一部分，结果李涛在回陕北的路上翻车负伤，于是改为童陆生带队，李涛没有再回陕北。

王亚志说：4月19日，童陆生带领参谋们总共17人，从河东回到河西，于4月23日到王家湾向周恩来报到。

周恩来于4月23日（一说22日）下午来到作战局所在的窑洞。他坐在屋里惟一的一条长凳上，听取作战参谋一边标绘战场地图一边作的报告，为的是编定作战部的不定期内部刊物《蒋军调查》，其内容是在历年积累的基础上，以表格形式标清国民党军的情况。上一期《蒋军调查》是1946年出的。在1947年一季度，解放军又消灭了国民党军20多个旅，因此需要编制新一期的《蒋军调查》。

在延安的时候，这项工作由一局二科完成，经局长或作战部长批准后印发。但是由于作战部撤离延安后一度分散转移，许多材料没有归总，而是直接报告周恩来了，所以周恩来要亲自参加《蒋军调查》材料的汇集和整理。这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天。

由于作战部一局在激烈的战争中一分为三，它对全国战场的指挥谋划功能弱化了，主要履行内勤文书的工作职责。负责军委作战部工作的周恩来的统帅职能则被强化了，他实际上成为辅佐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副统帅，成为解放战争中统帅人民解放军的第二人。

在转战陕北时期，周恩来身边的军事参谋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1947年6月30日，军委作战部编制完成了《停战令后蒋军逐月使用兵力变化》，送交军委首长参阅。这份分析表明，随着战争进程，国民党军的进攻兵力出现了递减的势头，1946年6月为193个旅（师），1947年6月减为43个旅（师）。相反，国民党用于守备的兵力却在逐渐增加，1946年6月为零，1947年6月却为184个旅。这就说明，人民解放战争出现了明显的转折。作战参谋们的分析，为统帅决心实施战略转移提供了情报依据。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周恩来在会议上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歼灭敌军112万人的战绩。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对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将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来完成的设想。

为这次会议，军委作战部参谋们昼夜突击，完成了《一年来自卫战争成绩总结》，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消长。根据这次的统计，一年来作战双方兵力损失对比，人民解放军伤亡335913人，国民党军伤亡425971人。比例为1∶1.25。如果加上失踪、被俘及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等因素，总计解放军损失357784人，国民党军损失112万人，比例为1∶3.13。由此看来，解放军大大占了上风。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毛泽东统帅下撤离延安后的几个月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才能，又一次突出地体现出来，为人们所折服。1947年8月30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军委作战部老参谋王亚志曾向本文作者强调指出，早在红军时期，周恩来就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之一。在红军长征初期，他对军事指挥下“最后的决心”。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周恩来向毛泽东移交了军队的指挥权，将主要的工作精力转向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府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特别是从南京撤回延安以后，周恩来重新全面负责对我军军事行动的指挥，他的军事才能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周恩来虽然已由中央明确任命为代总参谋长，但当时总参谋长一职在我军历史上还不是那么清晰的，再加上他本人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所有的下级都称他为“周副主席”，而不是称他为“代总参谋长”或“总参谋长”，甚至有许多人不知道解放战争中我军总参谋长是谁。这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

1948年3月23日，战争情况好转，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的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在陕西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进入晋北。4月，作战部进入太行山麓的西柏坡。这时，战略大决战即将在中华大地上展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已在河北的刘少奇、朱德会合后，决定在西柏坡建立我军的总指挥部。

三支参谋队伍会合西柏坡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率军委机关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此时的毛泽东有前往苏联访问的打算，因此暂留城南庄；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率领中央机关前去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这样，原来由于战争而形成的中央“前委”、“后委”和“工委”也合而为一。5月9日，中央工委撤消。

不久，毛泽东取消了去苏联的计划，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

还在向西柏坡的行军路上，恢复军委作战部全部功能的构想就开始实施了。

根据叶剑英副总参谋长的指示，中央军委机关进入河北以后，童陆生带领张明（张水发）、傅世文、刘达、王亚志，以“总部调查组”的名义到晋绥军区军干校进行了调查。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干部情况，着手为下一步调集参谋人员进行准备。叶剑英有一个想法，要尽快抽调一二百名连营级军官，把他们培养成为适合指挥重大战役的参谋。

5月，在原晋绥军区军干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军事政治大学（简称“华北军大”），叶剑英任校长兼政委。华北军大成立后，立即组织学员进行参谋业务培训。

同月，军委作战部调整组织机构，李涛任作战部部长，王铮任副部长。作战部下设4个局。李涛兼任一局局长（下辖第一室，驻西柏坡；第二室，驻夹峪。全局共20多人），二局局长兼政委戴镜元，王铮兼任三局局长，四局局长由童陆生担任。

5月15日，中央军委发出由作战部草拟的关于禁止各部队自行制用军帽帽花的通令。通令说：“查我大军自进攻以来，新区人民对我军容极为重视。军委现正收集各方所建议之我军军旗、军徽、帽章、臂章标准式样进行审查。一旦式样确定，即当通令全军照式制做。但在未颁发前，全军望勿自行制用，市场亦应禁止随意制卖。”由此可见，一个正规化的总参谋部，开始从西柏坡起步了。

在西柏坡中央军委总部，设立了归属作战部一局的作战室。6月30日，是解放战争进行两周年纪念日，作战部部长李涛在西柏坡作战室向中央首长报告了两年来解放战争战局的演变过程。他指出，解放军已进入战略进攻，战局的关键地域是中原地区。

作战科副科长张清化报告了战争第二年的战绩。主要是，我军歼敌91万余人，我军已占领586座城市，解放区有人口1.67亿。

一局敌情科科长江右书报告了战争第二年的敌军情况。主要是，国民党军1946年7月为430万人，1947年7月为373万人，1948年6月30日为365万人。总体上逐年减少。敌军因有新征兵源，虽然总数减少不多，质量却明显降低了。

来到总部的新参谋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1948年7月至11月，军委作战部从华北军政大学抽调了邓汀、赵真、巫志远、徐亩元、严子刚、刘建蜀、高茂林、汪德忠、郗保华、解滋等10名学员，对他们进行参谋集训后，充实了总部的参谋队伍。

由于中央军委驻地离华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最近，因此最先充实中央军委作战部的参谋们来自华北野战军。当时正在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的邓汀，在数十年后回忆当年情况时说：

我军就要进行战略决战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来到了西柏坡，军委作战部需要扩大，军委即命令从各个野战军抽调人员前来充实。我于1948年8月从华北军政大学被抽调到军委作战部。从我们学校一共抽调了10人，其中我和巫志远是在解放战争初期从广东东江纵队撤到山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很注意培养甚至是保护我们来自广东的部队，认为那是为将来作准备的，所以东江纵队的干部多在领导机关。我后来又从山东到了华北。带着调到总部的命令，我们来到西柏坡后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李涛是我们作战部部长。当时的作战部已经有了100人左右的规模，分4个局。一局是作战局，李涛兼任局长。二局主管无线电侦查。三局主管通讯，人马颇多，王铮是局长。相对来说，当时四局人最少，童陆生主要管条令出版事务。

我分到了作战局。作战局大约有50人，是作战部里的大局了。作战局又分4个科。作战科、情报科、资料科，还有兵要地志科。我在一科即作战科，科长成普。

我愿意特意提一提二局，当时我们又称它“空中侦查局”。这个空中侦查不是今天人们常说的“航空侦查”，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飞机，更谈不上拍摄航空照片。二局管的是无线电技术侦查。我军非常重视无线电侦查，要靠它作为我们军事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红军时期就逐步确立起来的工作系统。由于长期积累，我们对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密码的变化随时追踪，加上无线电技术人员的努力，我军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军事电报，使我军经常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顺便说一下，国民党军的前线机要电报还是比较重视保密的，也经常更换密码，破译难度高。但是他们在后勤方面的电报就疏忽多了，密码的更换也没有那么经常，可以说是被我们经常破译。通过对敌方后勤电报的破译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对手的战略意图和军队调动情况，从而胜券在手。

除了从华北军大抽调学员以外，解放军总部还从5大野战军抽调10名有一定实战和指挥经验的军官到总部当参谋。按命令到位的有张松生、王炳棠、赵光琛、裴士珍、孙精言、龚杰、许之善、李克前。

作战参谋许之善的回忆是非常清晰的：

1948年10月下旬，在郑州解放以后的第二天，我离开二野司令部前去解放军总部。原来，这时的军委一局局长李涛发来电报，要从5大野战军各调两名参谋到作战部一局，加强解放军总部的参谋力量。但是中野没有给足，只给了我这一个人。西北野战军也是一个，李克前。华东野战军两人都给足了，一个叫龚杰，另一个是孙精言。华北野战军给了两人，东北野战军也是两人：王炳棠和张松生。这些参谋大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大的25岁左右，小的刚过20岁。

我是在河南叶县接到命令的。实际上军委的电报月初就来了。行前，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找我谈话。他告诉我，军委要抽调参谋扩充总部指挥机关，要我们出两个参谋去那里工作，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只抽你一个人去那里工作吧。

中野司令部的作战参谋确实不多，那时总共只有5个人，说抽不出人来是实情。在我去之前，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野司令部只有两个作战参谋。

李达和我谈话的第二天，我就坐大卡车走了，于10月29日前后到了邯郸，那里是中原野战军的留守处。我在那里住了一晚上。因为五师的老师长李先念正在那里，我的老首长方正平也在那里，我去看望了他们。

李先念副司令员（时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知道我要到总部工作，送了我两套内衣，是当地白洋布做的。还有一套旧军衣。他还给我换了一支手枪，因为我一直在使用一支德国造的6轮手枪，比较大。李先念看见我的手枪说，你要到总部工作，带这支枪太大了，换一支吧。他给我换了一支英国造的白朗宁手枪，比先前的小多了。第二天，我很高兴地坐火车到了石家庄。

我找到当地人武部，他们派了一辆牛车送我，整整走了两天，到达西柏坡。这天是1948年11月5日。

未完待续

责编：张欣羽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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