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千里江山图）

沈阳故宫又称盛京皇宫，为清朝初期的皇宫。沈阳故宫始建于清太祖天命十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距今近四百年历史。它不仅是中国仅存的两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中国关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筑群。清朝迁都北京后，故宫被称作陪都宫殿、留都宫殿，后来就称之为沈阳故宫。共经历努尔哈赤、皇太极、乾隆三个建造时期，历时158年。建筑100余座、500余间。入关以后，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相继十次“东巡”时作为驻跸所在。

2004年沈阳故宫作为明清皇宫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006年沈阳故宫博物院曾经评选出的十大镇馆之宝包括：

一、努尔哈赤剑

努尔哈赤剑，是至今保存下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珍品，也称“清太祖高皇帝御用剑”。宝剑为铁质，全长八十厘米，铜剑首为海棠叶形，正反两面，中间开光人物。

正面开光的图案为：中央有一个头戴翘翅乌纱帽，身穿补服的官员，左有一童捧琴，面向主人，右有梅花，双鹿昂首鸣嘶，背景为松树；背面开光部分图案，中间为一头戴翘翅乌纱帽、身穿补服的官员，左有琴童，右为回首仙鹤。这些图案，寓意剑的主人，“添（天）官赐福”、“松鹤延年”、“多福多寿”、“福禄（鹿）双全”、“加官进爵”。

剑镡，即古代剑柄的顶端部分，为双层铜片焊成，镡首各有龙头一，张口垂手，即垂首睚眦双龙头形，两龙颈相接处，呈椭圆形，其开光处均有纹饰，正面为鲤鱼跃出海面，太阳正在升起的“鲤鱼跃龙门”；背面为玉兔卧于殿顶，回首望月的“玉兔东升”，象征着日月乾坤；两侧各垂一“睚眦”（睚眦为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性好杀，多用在兵刃上做“吞口”，或刻在盾牌上，用以威慑敌人）。

宝剑未开刃，剑鞘为木质，外蒙沙鱼皮，鞘身从剑头入口处到剑鞘尾端止，距离不等的镶有七道护鞘铜箍，在五至七箍间，也就是鞘身的显要位置上，也有一个用铜片铸成的动物纹饰，这个纹饰形象十分奇特，与传统的器物上的纹饰不太一样：看其正面为俯卧状，两爪前伸，与下颏齐，圆眼平吻，头上有鬣（即兽类脖子上的长毛），前身宽大，后身与下肢则成曲浪式龙蛇状，从形象看，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陆上用四肢行走的哺乳动物与爬行动物的混合体。

从这个动物的上半部看，前肢粗大，五趾有力，顶颅有鬣，是兽中之王——虎的造型；其下肢及后半身呈爬行动物状，是当时龙的造型。这种合龙虎为一体的图案，可以称之为“龙虎纹”，其剑也可以称之为“龙虎纹宝剑”。此剑原有鹿皮条，上面写有满汉文字，汉文是：“太祖高皇帝御用剑一把，原在盛京尊藏。”可见这把剑在清朝入关后，曾移放在北京，后来又送回盛京。

明初,女真分为四大部,分别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明政府为了统治女真等族人民，洪武八年，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总辖东北地区的军政。到永乐七年，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黑龙江下游地区，建州女真就隶属于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范围。明正统七年，建州女真被明政府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

明嘉靖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明永乐十年，明成祖封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从猛哥帖木儿的儿子董山至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均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之职。

因建州女真诸部中的阿台部屡犯明廷边境，明万历十一年二月，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阿台驻地古勒寨，但损兵折将，久攻不克。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主动做向导，引导明军攻打古勒寨。

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祖父）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围日久，想救出孙女免遭兵火，又想去劝说阿台归降，就同他的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父亲）到了古勒寨。明军攻城益急，觉昌安和塔克世父子都被围在寨中。

明军攻城不克，迁怒于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害怕，到城下高喊，谁杀了阿台，辽东总兵李成梁就封谁为城主。阿台部下有人信以为真，便杀死阿台投降。李成梁在古勒寨降顺后，引诱城内人出来，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在混乱中也被攻陷古勒寨的明军误杀。

明万历十七年，按条例，明朝命努尔哈赤升任建州卫都督佥事、左都督。明万历二十三年，他因抗倭“保塞有功”，晋升龙虎将军。进京后，努尔哈赤从明帝手中接受了“龙虎将军宝剑”、冠带、敕书和其他赏赐。

明代对地方官员的等级的规定是，世官九等：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卫镇抚、正千户、付千户、百户、试百户、所镇抚；流官八等，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都指挥使、都指挥佥事正留守、付留守。努尔哈赤“坐授左都督”是流官八等中的第一等，龙虎将军属于“武官”中的正二品。明廷授努尔哈赤龙虎将军是一种破格的待遇。按明朝的规定：武官正二品，初授骠骑将军、升授金吾将军，加授龙虎将军。而努尔哈赤没有经过骠骑将军和金吾将军的阶梯，一下子就授升龙虎将军，可见明政府对努尔哈赤在抗倭保塞中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在女真人中，只有他外祖父王杲曾得到过明政府这种最高褒奖。

这把宝剑为国家一级文物，但经专家考证，此剑并非为斩杀所用，而是用于指挥作战，并且从该剑剑身所镌刻铭文来看，乃是努尔哈赤当年臣服于明朝时，明朝所赐之物。但有清一代，清朝官方对努尔哈赤七次朝贡明朝之事坚决不承认，清朝官方一直宣传明清是对等关系，民间敢有私言清朝祖宗曾朝贡明朝者必然是下狱问罪。而明清鼎革的原因，清朝官方强调我们大清和历代造反作乱夺天下完全不同， “我大清兵马南下,为尔等报君父之仇而来。然江南半壁无主,不忍看锦绣天堂沦为权臣藩镇之祸,我大清顺天应人故而纳之”，可龙虎将军剑的出土，从实物上佐证了清朝就是明朝管辖范围内的部落酋长，证明了清朝夺天下和历代王朝更替并无不同，都是造反。

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宝剑被附以一个约一尺长的白色鹿皮条，其上用满、汉两种文字楷书竖写太祖追谥之号及宝剑尊藏地点，其满、汉对照文字为：“太祖高皇帝御用剑一把，原在盛京尊藏。”由此可见，这把宝剑也曾珍藏在北京，后来又被送回盛京(沈阳)。

新中国成立后，努尔哈赤御用宝剑受到很好的保护，成为国内仅存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御用器物。

二、皇太极御用腰刀

皇太极腰刀皇太极腰刀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御用之物，是清初以武力开国的物化象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大金国的第二代汗王，也是清朝的缔造者和创始人。他自幼跟随父汗起兵，东征西讨，屡立战功。皇太极随身佩带的御用宝刀，陪伴他从少年荣升为贝勒，直至继承父亲汗位，并坐上开国皇帝的宝座。

皇太极御用腰刀，是21世纪初所知极少几件清初帝王实用兵器之一。腰刀全长约为一米，为精钢打造，已经开刃，且刃部十分锋利，刀身双面皆制有两道长条形凹槽，涂以朱红色颜料，应为搏杀时的致命血刃。不论刀身还是刀装，其上乘制造工艺十分罕见。

刀身是传统的单刀造型，总体呈细长的柳叶形状，刀柄外侧以实木雕刻成方棱形状，其上用几股绒绳编结缠绕，以增加手柄的握力。柄首饰镂空鎏金龙纹，鞘木质，外包鲨鱼皮，上置铜环两个，铜箍四个，每个箍上均饰镂空鎏金龙纹。

清崇德八年，皇太极崩逝于盛京清宁宫，伴随他南征北战的这把宝刀从此与主人隔世分离。它与努尔哈赤的龙虎宝剑等作为祭品，存放在今天位于北市场的皇寺庙中。从那时算起，距今已有三百七十年了。

到了清乾隆年间，乾隆帝特命人对先帝御用器物加以修复，并为各件物品制作了特殊的皮条或黄签，在其上书写列帝庙号尊谥，以此确保宫中旧藏不致失传。太宗御用腰刀上有汉、满文字：“太宗文皇帝御用腰刀一把，原在盛京尊藏”。从题签可知，此腰刀原藏在盛京皇宫，乾隆中期曾移藏北京皇宫，后又移回盛京皇宫。

新中国成立后，皇太极御用腰刀由皇寺移入沈阳故宫收藏，成为其所藏清初时期的珍贵文物。1993年，清太宗皇太极御用腰刀因其具有特殊历史价值，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三、皇太极御用鹿角椅

《清太宗实录》记载了皇太极获取麇鹿的一段史事；公元1631年，即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亲自领兵去辽西攻打大凌河城，驻跸在大凌河城对面的一座山上，在山上搭盖黄幄和黄布城。皇太极在此指挥官兵，用刚刚制成的红衣大炮轰击大凌河城。只见炮声隆隆，硝烟弥漫，震动山谷，山中野兽受惊吓四处逃窜，这时，一只大鹿竟然跑进皇太极大帐所在的黄布城内，不知所措地四处张望。皇太极将这只大鹿的到来看成是夺取大凌河城胜利的征兆，于是将它捕获。

按照女真族兴起之初的民俗情况来看，当时人们在野外狩猎、驻营期间，如果意外获得走兽或飞禽，他们往往将此视为吉兆，认为是上天恩赐，所得猎物除食用外也常将角骨予以保留。因此，皇太极此次于大凌河御营中所获大鹿之角，很有可能被当作吉祥之物带回沈阳，在宫内制成了皇太极御用鹿角椅。

清皇太极御用鹿角椅制作于后金天聪至清崇德年间。距今已有三百八十余年。质地为角、木结构。全椅通高119.2厘米,靠背长63.2厘米,鹿角围长184.5厘米,左角长93.5厘米,右角长91厘米,椅座高57厘米,椅面长82.8厘米、宽52.7厘米。鹿角椅的外形有些像“太师椅”，是以鹿角的自然形态，巧妙地将鹿角反扣在方形底座上。

而鹿角外展的四个支叉作为椅子的支柱，自然形成座椅的靠背和两扶手。另在后靠正面和两侧各增加一个木靠背和两根支柱，以支撑和加固椅圈；鹿角分出的每个尖状的角枝，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围护在座椅的周围。椅下部为木质,椅面呈长方形,椅心以棕绳编织；椅下四腿外加罩护板并浮雕花卉图案,涂以金红色漆面,椅腿下部为四足托泥式；椅前下部有木质脚踏。

皇太极鹿角椅的靠背正中，精心雕刻着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是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盛京，拜谒祖宗山陵之后，瞻仰了太宗的乘椅后，不禁诗兴大发，遂赋诗抒怀，其诗曰：“弯弧曾逐鹿，制器以乘龙；七宝何须羡，八叉良足供；库藏常质古，山养胜新茸；那敢端然坐，千秋示俭恭。 ”落款为“乾隆甲戌秋九月御笔”下方为乾隆连珠方印一枚。字为阴刻，所刻诗句均有贴金，显得辉煌夺目古朴明朗。

四、后金天命云板

古时，云板在王公贵族、官宦士绅之家使用时，按实际情况具有较多的实用方式，如传事、报信、奏闻，和发出集众的信号等。

云板原是木制的，是寺院里用来报时和用斋时召集众僧时敲击的器具，元代以后逐渐成为官府、富贵人家报事、报时或集众的响具。到了明代开始用于军事报警。后来，板也有用铜和铁做的，所以“板”也可以写作“钣”字。据说，这事与宋太祖赵匡胤有一定关系。《俗事考》中记载：“宋太祖以鼓多惊寝，遂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之云板也。”这个意思是说，宋太祖打仗打怕了，一听战鼓声便有些胆寒，于是将战鼓改为金属器具，云板也就此产生了。

后金天命云板铸造于后金天命八年，距今已有三百九十余年，它是用生铁一次性浇筑而成，为当时驻城八旗官兵报警传令所用。云板全高55.5厘米，厚1.2厘米，重12.5千克。上、下部分均呈云朵形状，板身为长条形。云板上部有一圆孔，为穿系挂绳所用，一面铸纹较少，仅在下部云头内铸有少量花卉纹饰；另一面铸有文字和花卉图案，上下云朵表面铸卷草花纹，云头内各铸有一朵凸起花卉，两面下部中心均为圆形敲击凸点，周围饰有花瓣纹。板身中部一面铸有汉文字，右侧为楷书双勾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两行字底下有楷书阳文“城”字。

清朝曾经称“金”，史称“后金”。1636年，皇太极将国号改称为清后，为消除民众对金朝的恶劣印象，几乎把与“金朝”字样有关的东西都毁掉了。而这块云板可确凿地证明，清朝曾自称“金”或“大金”。它对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具有十分重要的印证价值。

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三年九月初四凌晨，明军偷袭清营，被清兵发现，立即敲响云板报警。云板警报从一个墩台传送到另一个墩台，最终传送到新宾的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闻听云板报警后，立即率兵出击。

当时努尔哈赤也给护卫亲兵制定了值班制度：“巴牙喇（护卫亲兵）之值班人等，待门开后始得入座。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内，守门人亦不得入内。（值班人等）坐于门，鸣板召之，乃入。鸣板毕，即出……”这里的鸣板，说得就是云板。

为了使云板发挥更大的作用，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又对报警方法做出更具体的规定，即发现敌军一二百兵时，举一旗、放一炮、打一声云板；有一二千兵时举二旗、放二炮、适当地快打云板；有上万敌兵时举所有的旗、连续不停地放炮和打云板。从而使云板的报警制度更加完备、实用。据《满文老档·太祖档·天命六年十一月》记载：“若侦知敌军，须向外发炮，扬纛（大旗），击云板。”

沈阳故宫的这块后金天命云板与曾在牛庄边台上使用，到了清朝末年它被存放在了牛庄巡检衙门里。民国时期有人现了这块云板的价值，于是在1922冬天将它送到海城他山公园保管。后来日寇入侵，社会动荡不堪，云板不知为何成为附近一所小学报时的钟，每当上下课的时候，学校工友就要“铛、铛”地敲上几下。1955年，沈阳故宫工作人员来海城征集文物时意外地发现了它，于是用一个新买的手摇铃铛换回了这块云板。后金天命云板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院，也是该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五、金代交龙钮大钟

金代交龙钮大钟，铸于金天德三年，重达6000斤，距今已有八百六十余年，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钟上部呈圆形，顶部铸有单环形双螭龙钮。钟表面铸有四组阳文横向双环形线和多组竖向双道短线，中层一区内竖向阴刻铭文，楷书16行共175字，记载的是铸钟经过和匠人、僧人名字。钟的底部口径稍大，铸成六个弧形波纹。全高210厘米，下口径125厘米。清崇德二年，大铜钟悬挂于钟楼之上。

金代交龙钮大钟很有来历。公元999年，辽兵大举伐宋，将关内乐寿县觉道寺里的寺钟作为战利品运回中京大定赐给了当地的感圣寺。1121年，金兵伐辽，大钟毁于战火。三十年后，金朝下令重铸大钟。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这口大钟辗转各地，最后流落到辽南盖州。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到盖州巡视之际，有人将这口金代大钟作为贡品献给他。努尔哈赤认为大钟是他祖宗的遗物，非常看重，并将大钟运到辽阳。翌年，努尔哈赤在辽阳建造东京城，就将大钟放进城里。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又将大钟搬到了沈阳珍藏。清崇德二年，皇太极建成盛京钟楼、鼓楼后，这个大钟便被请进了钟楼，成为“盛京定更鸣钟”。当时的钟楼位于今天的朝阳街与中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与设立在正阳街与中街路十字路口的鼓楼遥相呼应，成为盛京方城内一大景观。

清初时，老百姓家里很少有钟表，因此，钟楼、鼓楼便成为全城的计时系统，住在城内的王公大臣也好，平民百姓也罢，足不出户听到击鼓、鸣钟便知道到了哪个时辰了。每天一到黄昏，即晚上十九时，盛京城便八门紧闭，钟鼓楼上先击鼓，后鸣钟，这叫起更。随后，每一个时辰，即两个小时鸣钟一次，八门上的守城人也相继敲梆鸣锣。从二更到五更，只撞钟不击鼓，以免影响人们休息。到了亮更，则先击鼓后撞钟，表示起床时间到了。百姓们以钟声为准起居劳作，文武官入朝也以钟鼓声为准，听到三更钟声起床，四更钟响赶到午门外集合，五更时他们就鱼贯入朝。亮更之后，沈阳城门便大开，行人商贾拥进城来，喧闹的一天又开始了。

民国期间，由于大量西洋钟表的涌入，钟鼓楼渐渐失去了报时的作用，而这时，钟楼上的大钟担当起传报火警的责任。当时规定，以中街为中心，东边火起，钟敲三下；西边失火了，钟敲四下；五下是南边；六下是北边。钟响七下，火警紧急。钟响八下，平安无事了。

1929年，沈阳城扩建，为便利交通，钟鼓两楼被拆除。这个金代大铜钟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便移存到了沈阳故宫内收藏。1931年6月17日，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三个月，为了扩建沈阳城，以便利交通，当时的沈阳市政公所开始拆除钟鼓两楼，并将金代大铜钟移送到了沈阳故宫收藏。

六、清郎世宁《设色竹荫西狑图轴》

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圣名若瑟，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画家，意大利米兰人。清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传教，随即入皇宫任宫廷画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五十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为清代宫廷十大画家之一。郎世宁擅绘骏马、人物肖像、花卉走兽，风格上强调将西方绘画手法与传统中国笔墨相融合，受到皇帝的喜爱，也极大地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

根据《满文老档》记载，太祖努尔哈赤曾被明军追杀，因战马相继累死，所以藏身于草丛中。明兵找不到人便放火烧草丛。就在大火即将烧到努尔哈赤时，身边的黄犬舍身相救，用沾满泥水的身体压灭火焰，最终倒地身亡。自此以后，满族宫廷中即有了敬犬的传统。满清入主中原后，将这一习俗带入了紫禁城，并在有清一代相延未绝。不仅设置了专门的养狗机构，还设“管理养鹰狗处大臣”、“养狗处统领”等专职官员进行管理。而清朝皇帝多爱狗，为迎合皇室的喜好，宫中的西洋画师创作了大量的犬图，《竹荫西狑图》即为其中的传世精品。

西狑，就是西洋猎犬的意思，因身体瘦长，也叫细犬。《竹荫西狑图》长246厘米，宽133厘米。本幅绘画所使用的细绢为清宫廷在江南织造所特制，质量上乘，作工精致，尺幅巨大。画面上除了正视前方的猎犬外，还用浓重的颜色描绘出翠竹二株，以及绕竹缠绵的瓜藤；瓜藤藤蔓上结出数枚瓜实，有的青涩稚嫩，有的则开裂露肉，甚至吐出种子，留下残种坠坠欲滴；画面下部绘成浅绿色平缓坡地，稀疏生长着数株花草，将高大的黑白两色猎犬衬托得更加强悍和矫健。图右上角钤盖着“怡亲王宝”朱文方印，说明这幅作品曾在当时的怡亲王府里珍藏过，是雍正皇帝赏赐给十三弟允祥的。

画面主体是一只西方品种的良犬，身量细长，目光机警而温和，作者刻画得极其细致，连眼睛中的细微明暗变化，犬口部细细的毫发，甚至犬身上体表微现的脉络都被一丝不苟地表现出来。在犬周围，散生着一些小草，野花等，左端是苦瓜绕生的两竿翠竹，亦是极尽工整细致之能事，不仅明暗、纹理等被刻画得十分清晰，甚至可以辨认出花草的种类。

《设色竹荫西狑图轴》就是郎世宁钻研出新技术后，一气呵成画出的精品，所以十分珍贵。而在风格上，这幅画更是中西合璧，有很独特的韵味，被认为是具有鲜明的郎世宁风格的作品。

七、清王翚设色《康熙南巡图》第二卷

《康熙南巡图》是以康熙皇帝南巡为题材的大型历史图卷,共十二卷,各卷均高67.8厘米，长短不一，长者2600余厘米，短者1500余厘米，总长213米。其展现了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从离开京师到沿途所经过的山川城池、名胜古迹等。

根据史料记载，康熙即位后，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四十六年的二十四年之间，先后进行六次南巡。《康熙南巡图》是于康熙二十八年，在康熙皇帝玄烨第二次南巡的两年后，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宋骏业的主持下，画卷开始绘制，所绘人物万余，牛、马、犬、羊等牲畜数千，江河山川、城池衙署、衢街闾阎、典当商行应有尽有。画家在描绘时,将皇帝南巡所经过的地方和事情如实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风土人情、地方风貌及经济文化景象,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生产劳动。画卷中,康熙皇帝由北京出发，经山东入江苏,到苏州、南京,再到杭州,最远渡过钱塘江,到达绍兴。

康熙南巡图分为正本和画稿本两个版本。画稿版本又被称为粉本、稿本和手卷。康熙南巡图稿本早于正本形成，稿本先呈康熙皇帝御览同意后，再画正图，经过三年有余，方告完成。

稿本与正本在画法，构图和景致上存有一定差异，但均为十二卷，正本为绢本，稿本为纸本。此套稿本存世甚少。目前可确定的《康熙南巡图》稿本仅存三卷半，其中较完整的三卷，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南京博物院和沈阳故宫，而另外半卷残本，则由私人藏家收藏。

沈阳故宫的《康熙南巡图》第二卷以纸本、小青绿为主绘制，手卷包首以黄色锦地花绫布制成，上以楷书撰题签：“圣祖仁皇帝南巡回銮图，第二卷”，其下另题小字“宋骏业进呈，王翚制”。所绘内容为康熙南巡途经江宁直至瓜洲回京路程图。康熙的庞大船队，挂白帆，顺江而下，直至瓜洲城（今扬州南）。画卷由南京南部雨花台起画，经报恩寺，近抵江宁城郊。沿途望村居、看水榭、经闹市、过码头，越无数山石、湖汊，转入长江。途经雨花台、报恩寺、水西门、旱西门、石头城、弘济寺、关帝阁、燕子矶、刘家山、纱帽洲、郭璞墓、金山、瓜洲城等多处。从中可以看到大量反映当时风土人情、地方风貌以及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

在清代，此类《康熙南巡图》画卷是为最高统治者树碑立传的作品，画面都以皇帝为中心逐步展开。作者在描绘时，必须将皇帝南巡所经过的地方和事情如实地表现出来。当时宫廷画院虽然聚集着很多画家，但仍无法完成此类作品。为了要把“南巡盛典”记录下来，康熙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并选拔绘画能手来绘制《南巡图》。御书处办事刑部员外郎宋骏业向康熙推荐了他的老师王翚。此时王翚六十岁，正是技艺成熟、创作旺盛的时期，得到了康熙的首肯。随同王翚到京师作画的还有他的弟子杨晋，此外还集中了宫廷内外的许多名家高手，如冷枚、王云等画家均参与了创作。王翚采用长卷形式来描绘皇帝南巡盛举，且每卷画独立成幅。虽然画中记录的是多日的内容，但由于采用长卷，因而保持了路线和情节的连续性，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在创作过程中，素材的选取、构图的规划是由王翚完成，局部的细致刻画是由其他画家完成。绘制完成后，康熙非常满意，赐书“山水清晖”与王翚以示嘉奖，并提出赐官，但被其婉言谢绝。

《康熙南巡图》堪称当时最长的宫廷画卷珍品。根据宫廷绘画特点，该画卷同样一律不落这些画家的款印。晚清倾覆以后，一说第五、六、八卷由宫中散失下落不明，第二、四卷现在典藏于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第三、七卷现在典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余各卷仍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典藏。

王翚清代画家。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出身绘画世家，幼承家学，初学画于张珂，后又得到王鉴、王时敏指点。擅山水，初摹黄公望，后广泛师法唐宋元明诸家，转益多师，加以发展变化，形成个人风貌。曾说“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其画笔墨功底深厚，长于摹古，几可乱真，但又能不为成法所囿，部分作品富有写生意趣，构图多变，勾勒皴擦渲染得法，格调明快。在四王中比较突出。其画在清代极负盛名，康熙三十年奉诏绘制《康熙南巡图》，三年完成，得到皇帝的褒奖，被视为画之正宗，追随者甚众，因他为常熟人，常熟有虞山，故后人将其称为虞山派。

八、清雍正款青花红龙大盘

雍正朝是清朝瓷器制造业最高峰的时期。此件器物为雍正时期的宫廷御用器。盘高8.7厘米，口径47.4厘米，底径27.6厘米。此盘为雍正时期较大件器，胎质细腻，造型规整。

此盘斜沿圈足，胎质细腻，造型规整，釉色纯正。全器由深蓝色青花、橙红色彩釉组合制成，盘口内沿为青花留白海浪纹，内壁刻画四条红釉行龙，身绕火焰，在青花流云之中相互追逐，每龙神态各异，独具特点，或前望或回首，或引颈或昂头，或象鼻或鱼尾，或张臂或展翼，或五爪或三足；盘心为一条红色五爪正龙，在青花绘制的海水中环绕追逐一红色火焰珠；盘口外沿、底足之上均有青花双圈，外壁纹饰图案与内壁彩绘完全相同；盘底部中心有青花双圈，内为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两行款。此盘为雍正朝所造较大器物，是标准的宫廷御用之器，其青花和红釉均为雍正时期典型釉色，而盘面精湛的纹饰图案也让人感受其艺术之美。该盘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国家一级文物，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九、清乾隆款嵌珐琅缠枝花卉钵

在中国古代，由于珐琅器最初从大食国（大食为唐宋时代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总称）传来，因此称之谓“大食窑，鬼国窑”。珐琅又称佛郎、拂郎、发蓝，是以矿物质的硅、铅丹、硼砂、长石、石英等原料按照适当的比例混和，分别加入各种呈色的金属氧化物，经焙烧磨碎制成粉末状的彩料后，再依其珐琅工艺的不同做法，填嵌或绘制于以金属做胎的器体上，经烘烧而成为珐琅制品。珐琅的基本成分为石英、长石、硼砂和氟化物，与陶瓷釉、琉璃、玻璃（料）同属硅酸盐类物质。中国古代习惯将附着在陶或瓷胎表面的称“釉”；附着在建筑瓦件上的称“琉璃”；而附着在金属表面上的则称为“珐琅”。

钵，也作“缽”，是洗涤或盛放东西的陶制的器具，形状像盆而较小的一种陶制器具，用来盛饭、菜、茶水等。一般泛指僧人所用的食器，有瓦钵、铁钵等。一钵之量刚够一僧食用，僧人只被允许携带三衣一钵，此钵则为向人乞食之用。

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着数万件文物,其中有珐琅器数百件,大多为清中晚期所制,在众多珐琅器制品中,以这件清乾隆款掐丝珐琅缠枝花卉钵最为著名。

嵌珐琅缠枝花卉钵为清代乾隆朝创新制造的大件陈设品。这件缠枝花卉钵，敛口，鼓腹，圜底，口沿突起鎏金。口径为30厘米，腹部最大径54厘米，高33厘米。此钵之硕大，绝非常见的僧侣化缘所用的钵，而应为陈设于佛堂之用。

此钵口沿下由外蓝内红构成一圈如意云头图案，间以白色圆弧相衬，色彩明快。钵身为浅蓝色地，布满卷曲缠枝花纹，花纹以双线技法精细勾勒。腹部为中心纹饰，由绿、黄、红、蓝、白等颜色珐琅釉绘制的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鱼、盘肠传统佛教八件法器，八宝之下各有一朵盛开的番莲，红、白、黄色花瓣构成巨大的番莲花擎托着其上的八宝，寓意“蓬托八宝”，如意吉祥，反映了乾隆时期对佛教的崇敬。钵底部为红、黄、蓝、白四色双层荷叶纹，掐丝制荷叶脉络，似荡漾在微波之中，异常生动。

此钵通体由精细的掐丝珐琅工艺制造，清乾隆时期是珐琅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珐琅器的釉料在原有颜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粉红、银黄、菜叶绿等新的釉色品种。此钵底部有“乾隆年制”款，是由红、黄、白、蓝四色莲瓣图案环抱着，就像一朵多彩的莲花托起金色的花蕊。从中可清楚地看出，蓝与白、红与黄之间分隔线非常明显，几乎没有过渡。这是乾隆时期珐琅制品存在的普遍情况，乾隆之后这种情况逐渐改变，其颜色的过渡也趋于自然。底款字体粗壮，刚劲有力，光素鎏金，极显皇家气派。

乾隆时期的珐琅器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对制作技术的掌握和控制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此器现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珐琅器藏品中唯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十、清乾隆御笔“紫气东来”金漆赶珠龙纹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