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区别（历史史料价值题答题模板）

作者：瞿林东

史学家研究历史，撰写史著，必须以史料为根据。但如何辨别和使用史料，却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史料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古往今来，史学家们或因亲身感受、或因社会风气、或因学科发展、或因认识提高等诸多原因，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处置史料的诸多见解与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时过境迁，当今已进入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检索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前人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重在博闻善择。

唐人刘知幾在总结、评论前人的历史撰述时，突出地讲到史家对待史料之态度与方法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他强调说，有成就的史家“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如《左传》、《史记》、《汉书》等，“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辟，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采撰》)。与此同时，刘知幾阐明了史家运用史料的几个原则：一是不应以“诙谐小说”、“神鬼怪物”入史；二是要考察文献的“真伪”，辨析史料的“得失”，如“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者；三是“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应慎于采用；四是因年代久远，“古今路阻，视听壤隔”，或前后混淆，或有无颠倒，都应辨析明白。最后，刘知幾作结论说：“故作者恶道理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采撰》)。由此可见，刘知幾所说的“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是建立在“善思”的基础上。从上述引文来看，任何盲目的“征求”、“采摭”史料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幾关于史家对史料的态度与做法是作辩证看待的。他认为，“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是不可能有所创造的。同时，他又说：“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述》)。用今天的话来说，即作史应拥有广博的文献资料，而关键在于史家善于辨别和选择那些可靠的、重要的部分。

刘知幾是史学批评家，他讲的这些道理，是对前人撰史的总结，又可为后来者所借鉴，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曾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五帝本纪》)。

从司马迁对待有关黄帝的史料的分辨来看，他不仅舍去那些“其文不雅驯”的史料，“择其言尤雅者”入史，而且还指出何以舍去、何以采用的原因。由此可见，司马迁既是一个“博闻”者，又是一个能够“择善”的人，从而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榜样。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史料的积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庞杂，史家也面临着“博闻”与“择善”的新考验。刘知畿指出，“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存在着“矜其州里，夸其氏族”的弊病，故应谨慎对待。唐代另一位史家李翱又提出对于以“行状”入史的不同意见。他在《百官行状奏》中指出：“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以致“善恶混然不可明”，以此入史，则“荒秽简册，不可取信”。他认为，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这是指出了行状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撰写行状的实事求是的要求。

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实物资料，都超过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史学家的“博闻”范围空前扩大了，“择善”的考验更加严峻了，刘知矮所说博闻择善的原则应该还是实用的。

第二，要在分类辨析。

面对丰富的史料，史学家提出了分类辨析的原则和方法。明代史家王世贞就国史、野史、家史三类历史文献加以比较，对它们的长短得失从宏观上作了比较并得出如下认识，其《史乘考误?引言》写道：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4](卷20)。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之处及其终于“不可废”的所在，言简意赅，可谓确论。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腴而善溢真”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所谓“园史人恣而善蔽真”，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而“蔽真”的现象。王世贞对明代史学的批评是很激烈的，他认为：“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明朝最高统治集团不仅没有组织撰写纪传体的国史，就连起居注也付诸阙如。王世贞的这个批评并不过分。但他在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国史即历朝实录在“叙章典、述文献”方面的“不可废”。在这一点上，他跟刘知幾的论点是相通的。

所谓“野史人臆而善失真”一语中的“野史”，是同“国史”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史学上，历来还有以“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的。唐人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这说明，此前已有“野史”之说。陆龟蒙同时代人沙仲穆撰有《大和野史》，“起自大和，终于龙纪”。两宋以后，“野史”流行，至明代而大盛。

野史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一般限于闻见，且多委巷之说；四是记事较少忌讳。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有“野史不可信”条，作者根据魏泰《东轩笔录》所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有误，以及沈括《梦溪笔谈》记宋真宗朝事一条年代不符、一条以玉带为“比玉”与事实不合，认为“野史不可信”，是在方法论上从正确走向了偏颇。

野史杂说的产生，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尽管历代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因则是相通的。王世贞评论明代野史，是在批评“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的情况下展开的。他说：“史失求诸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二曰轻听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诞。”他对于每一弊端，都举出了实例，很有说服力。他把“挟郄”、“轻听”、“好怪”概括为一个“臆”字，即出于臆想而非全凭事实，因而易于“失真”。但他还是肯定了野史的“征是非、削讳忌”，故“不可废也”。

要之，在关于杂史、野史的看法上，从刘知幾到王世贞，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反映在对待史料问题上的辩证认识。

所谓“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王世贞认为，“家乘铭状”不过是“谀枯骨谒金言”罢了，这就必然流于“溢真”。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方面的作用，这也是“不可废“的。

什么是“家史”?刘知幾说：“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刘知幾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唯三族，言止一门”；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家史本有如此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如刘知幾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王世贞对“家史”的辨析是极中肯的。

第三，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

北宋欧阳修和两宋之际的赵明诚都认识到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前者著有《集古录》，后者撰有《金石录》，是为中国古代较早的金石之学的系统著作。欧阳修在《集古录序》中这样阐述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他写道：

上自周穆王已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8](卷42)。

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他深知凡刻石、彝铭，“可与史传正其阙谬”的重要，这一方面得力于他在研究与撰写历史过程中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笃好于此，并有机会接触到各种金石文字的缘故。

两宋之际的赵明诚虽不是一位史学家，但《金石录》表明他是一位卓越的文献学家。赵明诚的《金石录》卷帙浩繁，但在社会动荡时期，赵明诚未能亲自将其付梓而离开人世。此书经其妻李清照删削整理，勒成三十卷，印行于世，流传至今。李清照在此书的长篇后序起首写道：“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9](p560)。从这段话来看，李清照对赵明诚的治学旨趣知之甚深。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石录》一书，是赵明诚、李清照二人留给后世的一部重要的史料书。

清代乾嘉时期，阮元在金石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成就亦多，自称做了十件事，如编订《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撰写《积古斋钟鼎款识》等。他认为，金石文字“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10](卷3)。阮元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金石文字的。龚自珍评论说：“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勖史。”这是进一步明确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的金石之学同中国近代的考古学有很大区别，而考古学成果的史料价值又远远超过了金石研究。对于近代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史料价值及其方法论的意义，王国维将之概括为“二重证据”，后经陈寅恪进一步阐述，其要义如下：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其中，第一条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最能反映近代考古学成就所提供的实物史料，以其与传世文献史料相印证，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而王国维则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至于第二条，所谓“异族之故书”系指中国少数民族之“故书”，以其与汉文文献相“补证”，既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又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第三条是说到了史料与“外来观念”的“互相参证”，在方法上对史学亦颇有参考之处。在这方面，唯物史观作为“外来之观念”，其作用和意义就更为突出了。

第四，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

从孔子、司马迁到王国维，中国史学家对史料提出了种种认识，其中有一个原则是贯穿古今的，即重视史料的真实性。这是因为，只有史料具有真实性，才可能写出可信的历史。在该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已往史学家是相通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料问题上更是明确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翦伯赞在讲到历史材料问题时提出了以下一些原则：

最好用第一手材料。

所用的材料必须和原书核对，如因版本不同而有重要异同，亦须注明。

要批判地接受前人对材料考证的成果。

材料要有择别，不要为了凑多，把鸡毛和鸡一锅煮。也不要在剔除不重要的材料时，把小孩连同脏水一齐倾倒出去。

不要依据孤证作出结论，武断历史。也不要堆上一大堆材料掩盖历史发展的脉络。

这里所说的尊重前人在材料研究方面的成果、要善于择别取舍、要避免依据孤证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尤其是不要看重孤证这一条，是唯物史观方法论的重要原则。范文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强调指出：

常用资料固然不少，到底还不算太多，如果要用这些资料来写文章，总得大体上先读一读，知道哪些事情是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哪些事情是少量的、个别的、次要的。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工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谁都知道，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说：“没有再比那种抽取个别事实，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更为流行更为不中用的了。”

这个原则，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待史料的基本态度，即全面地看问题，从本质上看问题，从杂乱无章、混沌不清的历史现象中捕捉反映历史主流、历史本质的史料，进而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

第五，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在当今音像资料出现以前，我们可以说：史料无言，但在史学家笔下，它可以向人们诉说历史；史料是陈迹，但在史学家把它们合理地编纂在一起时，它们会有生命地活动起来。史家与史料的这种关系，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活力。然而，历史资料的有生命力的表现，还有另一层含义，从而构成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白寿彝最早提出了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观点，他说：

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研究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解释现在是为了观察未来。……我看这个意思很要紧。这个意思如果对了，那我们就不会把历史资料看作是死的东西，而是活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大部分历史资料是有生命力的，现在还有生命力。如果这样理解，历史资料的意义就同过去理解的大不一样了。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在事实上，这两种性质往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从研究角度看来，这两种性质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

可以认为，关于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见解，是对于史料的极重要的新认识，即人们研究历史、说明历史都离不开史料，人们还会从史料中得到启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问题。这些见解极有启发意义：一是有系统的历史文献与观察规律性的问题；二是历史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有些历史文献至今还有生命力。概而言之，规律性和生命力，是两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