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许多人在阅读《史记》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司马迁明明没有亲临历史现场,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多精彩绝伦的细节?历史写作可以有作者的猜想与发挥吗?准确客观的记载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是否可以两全?
其实,恰恰是在这样的张力中,我们能看到历史写作的可能性。太史公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是故纸堆的学问,也需要实地采访,需要合理猜想,需要真实感受,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并没有那么分明。比如,那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背后,便藏着历史隐秘的细节。
鸿门宴 郭德福绘
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精彩细节?
《史记》中的鸿门宴故事,堪称国人熟知的千古名篇,其中的人物对话和现场细节,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司马迁显然没亲历过楚汉争雄的时期,鸿门宴的故事,对他来说,即便不算古代史,也算得上是近代史,但《史记》对此事的叙述,如同摄影机拍下的纪录片,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清晰度”。既然司马迁没有亲临现场,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细节呢?这样“脑补”出来的记载,足够靠谱吗?
如果我们仅仅把它当成司马迁的“脑补”,从文学虚构的角度看《史记》里这类精彩的场景,恐怕有失偏颇。司马迁对于历史的态度极其严谨,后世不清楚的细节,不意味着司马迁没看到相关史料。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做了一件许多书斋史学家没有做的事情——采访,也就是记录口述历史。
史料若只是孤证,显然无助于接近真相,只有多重史料的比对分析,才能更加科学。司马迁写《史记》,并不只是从古籍中寻找史料,还会亲自到历史故事的发生地,采访当地的百姓,从民间寻找历史的踪迹。实地考察的好处,是能让史学家掌握最鲜活的史料,而且可以根据自己探访的成果,与史书上的记载作比对,进而考据得出最有可能是事实的信息。
史学家李开元在《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一文中,就提到司马迁是通过樊哙后代樊他广的讲述,了解到了鸿门宴的故事细节,并将其写入《史记》。也正是因此,在这次流传千古的宴席上,本应是配角的樊哙表现极为亮眼,他说的话,竟然比宴席的主角刘邦、项羽还要多!
问题的关键就在此处。当后世读者并不清楚历史现场的细节时,只能通过史书中的描写,来推测当时的情形。而史书和小说一样,只要有人物和事件,必然带有自己的叙事视角。绝大多数史书的视角,都是全景式的,但在《史记》中,在一些浓墨重彩的篇章里,确实能看到类似个人视角的细节,鸿门宴便是典型代表。
樊他广向司马迁讲述家族昔日的辉煌,诉说樊哙在鸿门宴上的功绩,虽然有可能添油加醋,但仍然为后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细节。通过这些隐秘的细节,我们才有可能发掘更多被遮蔽的故事,为探寻历史真相找到新的出路。
樊哙是鸿门宴的真主角
众所周知,鸿门宴是刘邦命运的转折点,而细读文本不难发现,这更是樊哙在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一次亮相。
樊哙
宴席刚开始时,樊哙没有入席的资格,只能在军门外等候。樊哙登场,是因为酒宴上出现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情况,在危急关头,张良偷偷溜了出来,请樊哙赶紧出手保护刘邦的生命安全。樊哙是刘邦的同乡旧部,早年是屠狗之人,但在刘邦军中立下了诸多奇功,很多次攻城都能捷足先登,在勇武和忠诚上,都被刘邦高度信任。因此,把帮助刘邦解除困境的关键任务,交给樊哙来做,也算合情合理。
接下来便是鸿门宴的转折点:樊哙闯进来,要保护主公刘邦。樊哙为武将,按照一般逻辑,武将救主公,应该是凭借武力,而这个故事中,樊哙却是以智谋挽救刘邦于水火之中,甚至有点抢了张良的风头。彪形大汉樊哙刚一进来,还未说话,就吸引了项羽的注意,说道:“壮士,赐之卮酒。”樊哙十分豪爽,也不推辞,接过酒杯,便一饮而尽。接下来,项羽赐给他的猪腿肉,他也用剑切开,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司马迁对这一细节的描述,到了“动作分解”的地步:“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这就像一部电影,在呈现主角心理变化时,要通过光影的变化,来展现人物表情和动作的细微变化。
接下来,樊哙说出一段经典的豪言壮语:“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在后世不少人的记忆里,樊哙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将,但樊哙在此时说的一番话,简直有春秋战国时纵横家之风,不仅有理有据,还能结合暴秦的典故,让其言论有了当时最具道义合法性的根据——反对残暴不义,仁德者才能拥有天下。再加上之前樊哙饮酒吃肉的夸张动作,把项羽立刻镇住了,这就为刘邦逃离现场争取了可能性。
项羽反应迟缓,没能抓住时机,让刘邦借口上厕所的时候逃走了。这对项羽来说,当然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从“历史成功者”的视角看,这是刘邦在成功前最凶险的经历之一,而帮助他化险为夷的人,不仅是出谋划策的张良,更是直面危急时刻的樊哙。
至此,樊哙的“精彩表演”还没结束。刘邦问樊哙该怎么办,樊哙回答:“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如果说前面樊哙的一番豪言壮语,已经令人惊叹了,此处他说的话,更不寻常。虽然刘邦遇到了危险,但竟然在慌乱中问樊哙怎么办,而不是问张良,或者自己直接下命令,这似乎不合常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鸿门宴的细节,很可能出自樊哙后人的讲述,那么这不寻常之处,也就能说通了。
樊哙回答刘邦一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话,其实也贴合其身份。一般来说,人们在比喻的时候,都会选取自己熟悉的事物。樊哙早年就是屠狗之辈,对屠宰的话题自然再熟悉不过。情急之下,把自己的命运联想到等待屠宰的动物,也是人之常情。当然,这里为何用的是“鱼肉”而非其他牲畜,后世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对于历史现场对话的还原,即便当事人也未必能做到完全一致,并不排除樊哙在追忆往事时,将当时的语言进行文学化加工的可能性。更何况,樊哙的原话,也未必就能被后人一字不落地记住,在故事流传的过程中,事件要素出现变形,也是十分常见的情况。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为樊哙立传,亦有对鸿门宴故事的叙述,其内容与《项羽本纪》差不多,这也从侧面说明,鸿门宴故事最精彩的场面,恐怕就真的来自樊哙的视角。樊哙前前后后的表现,成为鸿门宴上最精彩的瞬间。历史上,鸿门宴的主角,当然是刘邦和项羽,但从史书叙事的层面看,樊哙才是鸿门宴故事的“主人公”。
刘邦连襟,受吕后牵连家道中落
樊哙视角下的鸿门宴故事,通过后代的相传,在其孙樊他广的时候,终于有机会讲给司马迁了。而且,此时的樊家已经没落,樊他广更有可能会把爷爷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表现,视为“从龙之功”,希望司马迁把它记在史书上,进而铭记樊哙对刘邦和汉朝的功勋。
樊哙的历史地位虽然比不上汉初三杰,但也是刘邦帝王霸业中不可忽略的力量。《史记》上记载,樊哙的战绩是:“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汉朝开国后,樊哙被封为舞阳侯,后来升为左丞相。樊哙还娶了刘邦夫人吕雉的妹妹吕须(也有记载为吕媭)为妻,算是外戚,这让他跟吕家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也因此在政治势力变化时,后代受到了牵连。
《史记》对樊哙身后的家族历史,记载不多,但从只言片语中,也能让人看到,樊哙的家族从第二代其实就已经开始没落了。实际上,当他们与吕雉家族建立了剪不断的关系时,就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了。
刘邦死后,继承人汉惠帝性格懦弱,大权旁落,吕雉及其家族势力长期把控权力,引发刘家及其效忠者的不满。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等人密谋,平息诸吕之乱。与吕雉有血缘关系者,在变乱中都难逃一死。樊哙与吕须生下的樊伉,一度享受荣华富贵,但在诸吕之乱中被牵连和诛杀。
幸好樊哙还有个庶出的儿子叫樊市人,没受牵连,将樊哙的血脉存续下来。樊市人年纪轻轻就死了,才活了二十九岁,他的儿子便是樊他广。不料,后来樊他广因为得罪了一个门客,此人竟向汉景帝告状,说樊市人没有生育能力,樊他广并非其所生。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汉景帝还是以此为理由,将樊他广贬为庶人,樊哙家族也就彻底没落了。
所幸,家道中落的樊他广有机会向司马迁讲述家族昔日的辉煌,通过史家之笔,为后人带来了第一视角的鸿门宴故事,也将樊哙在鸿门宴上的英姿定格成永恒的历史影像。
历史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后世永远不能真的回到历史的现场,只能通过叙事者的视角来看历史。历史学家的本事,就在于能通过讲述者的记忆,来发现历史现场那些不同寻常的细节。
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历史恐怕是被遮蔽的,而叙事者在讲述历史时,并不能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客观。即便他会努力呈现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但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更重要的是,会带有自我的视角,而对于史料匮乏的上古历史来说,类似樊哙式的视角,几乎就成了孤证,后世只能在他的记忆和讲述中,尽可能地寻求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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