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旁加个泽去掉三点水（大金旁加个泽去掉三点水是什么字）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录自《河流是部文明史》，作者：劳伦斯·C.史密斯（Laurence C. Smith），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

河流背后的政治私利

在很早之前，人们就很喜欢把河流和它们的流域当作界定政治疆域的标尺。统治者和帝国经常用这些自然特征划定领土、商议边界，这样既方便又明显。在中世纪，法国曾以索恩河、罗讷河、默兹河和斯海尔德河作为领土的分界线。正如第一章所述，法国的探险家拉萨尔曾未经任何绘制和测量工作便以密西西比河的流域边界——无论它所划定的实际范围有多大——在一大片未经探索的领土上宣示主权。他完全不知道当时划出的区域囊括了1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大约占到如今美国领土面积的40%。在拉萨尔之后的几百年间，这片土地几易其主，又被细分，但一直沿用了拉萨尔当时用以宣示主权的地理特征。

当时参与美国领土谈判的官员，也把密西西比河作为与英国协商领土的领土目标，因为它方便阐释，也容易理解，以此为独立战争画上了句号。20年后，时任美国总统杰斐逊和法国统治者拿破仑也是用这条河以及拉萨尔划定的流域边界的西部，来协商路易斯安那购地一事。对年轻的美国来说，这次购地是未经流血而取得的胜利，后来它被证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桩土地收购案。

在地理测绘技术未成熟的时期，对不了解情况的外国殖民河者来说，河流和其流域边界就是天然的绘图器，方便他们划定和交易疆域。河流的优势在于，它们在视觉上很明显，持续不断，也有很长的流域。土地测量既耗时又费钱，而河流是免费的，而且已经天然存在了。它们为军事占领和条约协商提供了清晰、客观的目标，而且除了这些土地产权上的便利，河流自身也为人类提供了进行探索和贸易的途径，它们还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位于低洼地的木材、肥沃的土壤、丰富的鱼类，甚至少量的金子。在军事意义上，河流是向远处运输人力和货物补给的便捷方式，而且为敌人的进攻制造了障碍。以上种种原因，包括划定领土目标、可通行、具有自然资本和军事力量，解释了在测绘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从远方而来的殖民势力为何必然会将河流作为探索疆域、谋划军事、划定边界的首选自然特征。

美国成立初期的领土扩张表明，在地图出现之前，河流和其流域常被当作政治意义上的领土边界。自《1763年公告》开始——此宣言将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向东流淌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上游水域之间的地形分水岭，作为划定泰德沃特殖民地的边界，一系列领土协商将密西西比河或它的分支当作参照的边界，包括终结了独立战争的《巴黎条约》，以及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和《俄勒冈条约》。其他河流则在得克萨斯州的兼并，与美国许多个州和太平洋西北地区相当大的一块领土的创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至19世纪，河流和其流域为拓展美国疆域和政治势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要是美国的詹姆斯·波尔克总统没有在1845年吞并得克萨斯，入侵墨西哥，发起一边倒的战争的话，那么今日美墨两国的边界就是得克萨斯的纽埃西斯河，而不是格兰德河；美国的门户城市就是科珀斯克里斯蒂，而不是埃尔帕索。吞并得克萨斯后，波尔克把美国军队推至纽埃西斯河以南，也就是原本墨西哥北部与得克萨斯的边界，挑起了美墨战争。

这场战争使刚独立不久的墨西哥丧失了50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相当于其一半的领土。在1848年签订的、标志着美墨战争结束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中，墨西哥失去了格兰德河上游西部的所有土地，也就是如今组成了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怀俄明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部分甚至全部地域。得克萨斯州的南部边界，一下子从纽埃西斯河跃进至格兰德河。要不是美国趁着1853年至1854年间发起的加兹登购地事件，从墨西哥手里购入了29670平方英里的土地，如今亚利桑那州南边的国际边界就可能沿着菲尼克斯南边的希拉河而定，呈现出曲曲折折的形态。

图片出自《河流是部文明史》。

在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读研究生之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供职的韦斯利·J.雷瑟博士，透彻地分析过为何物理空间和社会现有的状况会影响政治疆域的划定。他的博士论文之后以《黑皮书：伍德罗·威尔逊的秘密和平计划》为名出版，其中提到美国的一些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在一战期间秘密会晤，而这些人的构成是鲜为人知的。这群人是由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所召集的，负责制订一个总体规划，以重新划定世界的政治版图。于是他们筹备了名为《黑皮书》的绝密文件，内含地图和规划，威尔逊带着该文件参加了终结战争的巴黎和会。这些规划囊括了河流和其流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也考量了与其相关的语言、民族和政治因素。

威尔逊当时在《凡尔赛和约》中的首要诉求之一，就是争取控制关键的河流。《黑皮书》曾建议，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水源并入单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即如今的伊拉克），但这一点并未在协商中得到承认。不过，它的其他提议则被顺利通过。当时被提议的很多边界都将河流作为考量的因素之一，有时还会故意将河流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欣赏的国家手中。例如，美国主张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即今日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拥有多瑙河的通行权。一个有争议的提议是，主张波兰建立一个“通海走廊”，沿着维斯瓦河一直延伸到德国的港口城市但泽，也就是如今波兰的格但斯克。尽管这个城市90%的人口都是德国后裔，而且走廊会把德国一分为二，这个提议最终还是成功通过了。多年之后，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将波兰的领土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和尼斯河。总而言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定的河流或其流域分界线曾协助划定欧洲和中东的政治地理版图。这些战争合约以及历史上很多的侵占与协定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它们影响了如今内陆领土将近四分之一的政治划界。

国家的范围与形状

政治边界的划分，完全是由人来决定的。是人们谋划、商定了边界，不是自然地理本身决定了边界。

海岸线、河流和山脉为划界提供了便利的天然特征，但除此之外，人们也有其他的考量和需求。即使美国已经拥有将近4000英里的海域，它还是想将夏威夷收入囊中。那么，有哪些人为的因素决定了国家的大小和数量呢？

在《国家的规模》这本重要的著作中，政治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恩里科·斯波劳雷指出，经济、人口统计和政治自由的限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大小。一般来说，若是国家拥有庞大的人口，这个国家的理想规模取决于如何权衡人口所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包括经济体量更大、在国际上的政治地缘影响力更大，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所需的人均开销更低。大国能召集更为庞大的军队，有各式各样的人来重新分配财富，更能抵御由经济颓势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

然而，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内部也会更多元，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偏好、优先诉求和文化。掌控并管理这样复杂多元的形势，意味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民的满意度，这可能会影响管理整个国家的能力，对开放的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管理能力低下，则会对整个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造成威胁。

如今，很多大国的人口具有多元的背景和多样的偏好，这为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为了保持现有的国家规模，伊拉克必须协调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不同偏好。德国必须调和反移民的民族主义者和偏自由派的全球主义者的主张。美国必须兼顾多个对现状不满的派系，让乡村保守派和城市自由派以及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种族的选民相互竞争。这些国家的延续，都以内部积怨和政治僵局作为代价。

由于上述压力而导致解体或分裂的内部多元的国家，包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阿拉伯共和国和南斯拉夫。20世纪晚期是政治分化异常频繁的时期，主权国家的数量在此期间翻了一番。政治分化一部分是由民主化的发展所催生的，民主化加速了政权的交替。简而言之，很多国家分化成更小的单元，以满足公民的需求，即使这样做可能会以牺牲大国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优势为代价。

《国家的规模》这本书协助阐释了迫使国家拓展或是分裂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这些力量的最终结果会影响到客观世界。将海岸线、地形分界线、河流作为政治版图的边界的实用性，对早已逝去的帝国的统治者们来说，再明显不过了，却意外地被今天的学界忽视了。《国家的规模》一书曾多次提及这些客观存在的地理特征。如果你去询问政治学家，为什么全球政治边界会是如今这样，你得到的很可能是有关民族、语言、殖民历史、宗教、民主和威权主义的社会影响的精彩描述，而不会听到关于海岸线、河流或者地理流域分界线的分析。

但我和萨拉·波佩尔卡的研究与美国领土拓展的地图，以及世界地图都显示，现实的物理世界也影响了主权国家划定边界的过程。人们会以政治倾向划定政治边界，但绝非只秉持着这一个标准。除了纯粹的社会力量，海岸线和河流也带来了诸多影响。河流以及更大意义上的自然地理，对划定国家的大小和形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也塑造了世界上政治力量的地理空间模式。

纪录片《河流》剧照。

对水域战争的担忧

如今，河流在国际领土争端中的作用愈加显著，不再局限于划定边界。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河流水源本身。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全球人口规模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仍在上升。在这样一个更为富有、以肉为食，且预计将在2050年拥有100亿人口的星球，要想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们必须将现有的食物生产力扩大两倍。保护水源的措施和技术发明，如种植能抵御害虫和疾病的转基因作物，能帮我们应对这样的挑战。但是为了养活地球上日益增多的人口和牲畜，我们依然需要水源。这些需求给已经严重缺水的河流、溪水和地下水含水层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提到水资源短缺，我们很容易在脑中设想未来将会发生的一系列可怕的场景。关于围绕水源所展开的武装争夺，学界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了。在写作此书之时，我在谷歌上搜索关键词“水源战争”，看到了100万网络点击量，约1300个学术出版物。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地理学者亚伦·沃尔夫曾对此主题展开长期研究。他提到，水是“唯一无可替代的稀有资源，关于水源的国际法尚未完善，但对水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连续三任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安南、潘基文和古特雷斯——都公开表示过对水资源缺乏的后果的担忧，担心会由此在全球引发社会骚乱、大规模迁徙和武装冲突。

那些人口贫困、国际局势因其他原因已经高度紧张的地区，也是人们尤为关切的地方。全球至少有四个大型跨境河流系统经过这样的区域。尼罗河目前由11个国家，约5亿人口共享。约旦河则由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共享。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供养着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这几个国家。而印度河则由阿富汗、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共享，其上游则位于冲突不断的克什米尔山区。

这些河流目前已经供不应求，它们对人类的生存繁衍至关重要，也常常被利益相左的仇家所共享。由河流供养的人口在不断繁衍，也在不断提升工业化水平，因而对水源的需求也会更加旺盛。人们争夺对重要河流的控制权，是否会导致暴力冲突？21世纪是否会因为争夺水源而爆发国家之间的战争？

鸭绿江将两个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地域分隔开来了。左边是朝鲜，右边是中国。图片出自《河流是部文明史》。（米哈尔·休涅维奇/摄）

曼德拉也会用轰炸机争夺水源

我们有合理的理由推测争夺水源的战争将会持续存在。曼德拉这位被全球敬仰的支持和平与社会正义的斗士，也曾以武力争夺水源。

由于领导激进的社会运动，曼德拉经历了长达27年的牢狱之灾，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为了彻底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他鞠躬尽瘁，并在1994年当上了南非总统。

在曼德拉的四年任期内，他所领导的南非国防军侵袭了莱索托王国——莱索托是一个位于南非高原的、被南非包围的小国。南非国防军当时用轰炸直升机和特殊部队，剿灭了守卫卡齐水坝的一支莱索托军队，卡齐水坝是一个新建的混凝土拱形水坝和水库，横跨了马力巴玛索河的两岸，属于由南非和莱索托共同建造、投入了80亿美元的水源工程，即莱索托高地调水工程的一部分。当时两国规划了五个大坝，用以截断奥兰治河的水源，卡齐水坝是首个建成的。这些大坝通过运输管道，每年将22亿立方米的水送到南非的工业中心地带，包括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和弗里尼欣。

纪录片《河流》剧照。

当时有16名莱索托士兵在南非国防军挟持大坝时被杀。当确保大坝已经得到控制之后，南非军队才行进到了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他们声称此举是为了镇压由激烈的选举所引发的叛乱。也许是因为顾忌自己的缔造和平者的形象，曼德拉是通过其下属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来签发袭击命令的。在曼德拉前往美国华盛顿，从克林顿手里领取美国最高军事荣衔“荣誉勋章”的时候，他曾任命布特莱齐短暂担任代总统一职。

针对南非为美化这次袭击而发布的种种声明和协定，学界和法律学者曾开展过细致研究，他们发现其所宣称的动机是不充分的。举例而言，镇压选举抗议无法为南非违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提供充足的理由。袭击背后的真正动机，显然是来自对莱索托高地调水工程的担忧。当时，这一工程是非洲次大陆最大的河流调水工程之一，也是南非确保长期水源安全战略的基石。

让我们细想一下：曼德拉，一位备受尊敬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同时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人，坦然接受了牢狱生活，也并未停止终结隔离制的努力。这样的人，依然要迫切地违背国际法的规定，为了争夺水源而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这一举动的出现，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河流实在太过重要，而非仅仅出于他个人的意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总统——甚至曼德拉也不会——在权衡己国的健康发展和国家利益时，否认水源安全的重要性。

文/劳伦斯·C.史密斯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