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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需岩

于都山水秀美，人文荟萃。久居江畔，看惯了漾漾碧水，毵毵垂柳。在鳞次栉比的商铺，在车水马龙的街头，感受城市的繁华。平淡如水的日子总是受制于生活的琐屑，驿动的内心却向往窗外清明的风景，希望有生之年能常出去走走，用脚步去丈量泱泱华夏的宏大版图，用镜头、用眼、用心去触摸时代的脉动。

一

暮春的一天，风和日丽。受王鸿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仁之邀，我前往拜谒久负盛名的需岩。

在书本上读需岩，十几年来已经无数次了。同治版《于都县志》是我常看的志书之一。偶有闲暇，随手翻翻也颇有进益。尝惊诧于书中吟咏需岩的诗词歌赋数量之多、意境之美，更感叹于作者在于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我们应该感谢为编撰地方志而付出辛劳的人们，让我们希冀的双眼能够穿越数百年的漫漫时光，仍能比较充分地读到先贤们的著述，从中体会到那时的生活情状。更觉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于都人，没去拜谒需岩，就像欠下于都悠久的乡土文化一笔债似的。

汽车离开县城，窗外的风景就变得纯粹起来：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呈现一片绯红或一方金黄——那是大片绿油油的禾田边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正在用生命的原色装扮这方热土。很快就到了新陂——刚过移陂，一座崭新的石质牌坊就猝不及防地闯入我们的视野。牌坊为一门五楼结构，跨路而设，上书“王需岩”三个大字，器宇轩昂，象一位巨人，指引着我们的去处。

二

我们来到一座歇山顶、四角飞檐的小亭前。停车徒步，走上登山的正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代诗人孟浩然登临岘首山时，怀古伤今，发出这样的感慨。千余年后，我站在香台山下，心情是一样的。脚下是新开的土路，大约四五米宽，橙黄色的泥土与路旁茂盛的植被形成强烈的对比。顺着山势抬头仰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香台山壁立高耸的岩崖。在竹木葳蕤的岩崖中部，一角飞檐活泼翘起：那就是需岩了！远远看去，眼前的需岩与山西的悬空寺颇有几分神似，只是需岩比悬空寺少了些许粗犷，多了几分旖旎。

上山的土路把我们带到需岩之下一处小小的空坪，崖壁上的篆刻提示我们：木樨岩到了！仰头上望，几丛翠竹，半壁苍苔，偶有水滴散珠碎玉般飞溅而下。俯瞰岩前，树木苍翠，阳光正好，天地之间一派宁谧。

木樨岩左侧，嵯峨崖壁间，一条就着山势开凿而成的便道迂回向上。“斗折蛇行，明灭可见。”不知不觉间，我们已来到山门——一座仿古的门楼前。门楼灰墙黛瓦，庄严肃穆，象一位忠诚的卫士，扼守着这条通往需岩的唯一通道。进入山门，拾阶而上。左手崖边修竹苍翠，形成天然的防护墙。右手边依次是厢房和正殿，红墙黛瓦，重檐飞翼，依傍着崖壁，浑然天成。从远处粗略看来，以为正殿是单进一开间。站在正殿门口，才发现建设者颇费苦心：中为佛殿，殿门左右各配一耳室，分别为圣仁堂和功德堂。正殿和厢房均是以岩洞为基础辟建。洞窟不深，却被建设者布置得极为合理，有限的空间却满足了寺院对房屋功能的各项需求。

出殿门往右，走过约二三十米的人工栈道，一块大约五六十平方米的岩前平地出现在眼前。几个大小不一、人工开凿的水臼安静地伏在崖壁下。再往前七八米的样子，一个半天然、半人工开凿的洞穴镶嵌在崖壁上，深不过一米，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坐下。老友告诉我：这就是悟道岩，是王鸿静坐、讲学的地方。洞穴上方，有一个人工开凿的石框，一尺见方，深两寸许。传说曾有王鸿亲手镌就之“悟道”二字，而今只剩苔痕斑驳，并无只字可寻。

时近正午，群山苍茫。清风阵阵，带来丝丝凉意。恰在此时，钟罄声起，梵呗悠扬，回荡在寂静的群山中。妙香佛国的神韵禅意，不经意间就钻入了心扉。

三

需岩，位于于都县小溪乡桃枝村之泉石清幽处。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香烟缭绕的佛教寺院，名曰：香台寺。宋、明、清历代不衰的文化印记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需岩，当地人更喜欢叫它王需岩，在他们口中，世代相传着关于王鸿和需岩的种种趣闻轶事，但大多荒诞不经，充满玄幻色彩。历史的真实，却被岁月的迷雾遮掩得影影绰绰。为了大致了解需岩和王鸿的关系，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赣州府志》里的一段文字：

王鸿，字翼道，雩都人，自称王右军廿四世孙，工隶篆，善八分书。宋皇祐中，以乡举游太学，再荐省试第一。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内云“九官相逊，凤仪虞舜之韶；多士以宁，鱼跃文王之沼”，失韵被黜。丞相王旦叹息而抚慰之。鸿归，择邑治之南四十里，泉石清胜，筑室隐焉。目其山曰“峿山”，岩曰“需岩”。从学者百余人。尝用野菜四十九、盐一，作羹饷客，自号曰“太衍羹”，谓是羹胜于五侯鲭也。周叔茂倅郡时，以诗通问，鸿答谢云：“临别溪头承诲嘱，此心当为圣贤求。”郡守刘彝以书币聘掌郡校不就，寄诗云：“冬寒夜忆王夫子，独坐需岩看古书。自恨虎符难命驾，白云无意离山居。”侍郎张颉荐于朝曰：“窃见虔州处士王鸿，志行修洁，笃学能文。嘉祐中，屡与省试不中。今年四十余，耕田种桑，以足亲养。居约处晦，视古为归。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如鸿雅操，诚足以扶世教、励风俗。伏望朝廷特加旌奖，以劝士类。”不报。竟肥遯十四年。尝注《太玄经解》，惜今不存。

为弄清王鸿生命中各节点的大致时间，我查阅了龙舌嘴王氏（王鸿后裔）族谱，有幸在《王鸿行状-需岩祖记略》中找到这样几行文字：

嘉祐五年，乡举游太学生。越三年，再荐省试第一。游南宫，题《众贤和则万物和赋》云“九官相逊，凤仪虞舜之韶；多士以宁，鱼跃文王之沚”，误作“沼”，以韵不谐，黜。丞相文正王公旦叹息而抚慰之。又在“寿崇公派嗣孙琮百拜谨书”之《始祖鸿公行述》中看到如下文字：按始祖鸿公，大宋嘉祐三年戊戌（1058年）来雩。五年庚子（1060年）以乡举游太学，再荐省试第一。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字落点画。时王旦柄文，叹息而抚慰之。自是七年壬寅，归邑南四十里，辟田隐居，躬耕自乐。……

翻阅《宋登科记考》，知嘉祐年间科举施行两年一考，即：嘉祐二年丁酉（1057）、嘉祐四年己亥（1059）、嘉祐六年辛丑（1061）和嘉祐八年癸卯（1063）为大比之年。

综合以上信息进行比对纠偏，我们可以粗略列出以下时间表：

嘉祐三年（1058），王鸿来雩。

嘉祐五年（1060），乡举游太学。

嘉祐六年（1061），再荐省试第一。游南宫，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失韵被黜，返回雩都。

嘉祐七年（1062），开始着手开辟需岩。

嘉祐八年（1063）正月七日，与周敦颐同游罗田岩，赋诗刻石。

地因人胜，道本人存。王鸿与需岩的结缘，既成就了需岩，又张扬了王鸿，是于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在此我又不得不指出：前文中“丞相王旦叹息而抚慰之”看似感人的情节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北宋名相，兵部侍郎王祜之子。生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殁于北宋天禧元年九月初十（1017年10月2日）。以上时间为国史所载，是准确无疑的。再看王鸿：

王鸿，字翼道，于都处士。生于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殁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王鸿的生殁时间采自于都龙舌嘴王氏族谱，以古人对谱牒的严谨，此时间当属无误。不难发现，王鸿出生时，丞相王旦已经辞世六年。再及嘉祐六年，王鸿因作《众贤和则万物和赋》失韵被黜时，王旦已经辞世四十四年了。

王鸿因一字之误而被黜的故事，发生在嘉祐六年。“嘉祐”是宋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四年前，年仅二十的苏轼和年仅十八的苏辙已经进士及第。 宋代科举实行三级考试，即：发解试、省试和殿试。而省试最为重要，在省试成绩第一名的士子，在殿试中基本能够进入前三。北宋前期科举考试内容承袭唐制，诗、赋、论是考试中的绝活，前两项更是绝活中的绝活，那是要按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因而王鸿因一字之误而被黜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他曾给宋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主张废除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专考经义策论。如果非得有一个人对王鸿之被黜“叹息而抚慰之”的话，王安石比较有可能，因为那比较接近于他的施政理想——此时王安石正在朝中任三司度支判官。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

古话说：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形象地说明了古代科举中“进士科”与“明经科”的难易程度。诚然，如苏轼、苏辙般少年得志的读书人毕竟是少之又少，一朝失利，大不了来年再考。但对于一个登顶在望却功亏一篑、信奉“学而优则仕”、怀抱“齐家、治国、平天下”远大理想的古代读书人来说，打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一年，王鸿已经三十八岁了。“玉在匮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理想的火焰被现实这盆冷水无情地浇灭。

毋庸置疑，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好皇帝之一。仁宗时代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登峰造极的辉煌时代，史称“仁宗盛治”。仁宗一朝造就了许多如二程、三苏、欧阳修、司马光、曾巩、柳永、晏殊这样名垂千秋的大文豪，同时还涌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富弼、赵抃、韩琦、文彦博、包拯、杜衍等一大批名臣。就连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火药和罗盘都出现于仁宗时期。然而，就在这样相对开明、开放的历史时期，如王鸿这样因一字之误而被黜的悲剧，并不是只上演过一次。

仁宗朝某年大考。按惯例，每年榜首要选三人。仁宗便问阅卷官：今年所选何人？阅卷官慌忙把前三名的试卷呈上。仁宗打开第一卷，阅罢，大悦。说：此卷做得极好，只可惜有一个错字。

阅卷官大恐，伏问所错何字。仁宗说：是“唯”字，这个字本应是“口”旁的，怎么成了个“厶”旁？阅卷官听罢，禀奏道：两偏旁形似，可以通用。仁宗没有理睬阅卷官，接着问考生的情况。阅卷官说：此考生乃四川成都府人氏，姓赵，名旭，字伯升。

正在客店等候消息的赵旭旋即被宣入朝，觐见仁宗。赵旭伏拜在地，惶恐不安。仁宗说：卿所做试卷极好，只可惜中间错了一个字。赵旭伏问何字，仁宗说“唯”字。赵旭听后，小心解释说，这两个偏旁是可以通用的。

仁宗突然不高兴了，取来文房四宝，愤然写下八个字，说：既然“口”“厶”两个偏旁可以通用，那么你看看，这八个字能一样吗？赵旭一看，仁宗写下的是这样的八个字：私和、去吉、矣吴、台吕。赵旭看了半晌，终无言以对。仁宗说：你还是回去读书吧！就这样，因为一个错字，赵旭名落孙山。

王鸿和赵旭两人之被黜，还可以说能和考试扯上一点关系。而在中国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史上，一些人的遭遇就更令人扼腕叹息了。比如王国钧。王国钧是晚清江苏常州武进人，戊辰科（1868）参加进士考试。因书法、文章皆上乘，殿试已列入前十名，上呈皇帝参加状元的角逐。

到了录取那一天，同治皇帝携皇太后临场面试，当点名官唱到“王国钧”时，慈禧太后乍一听，听成了“亡国君”，顿时皱起了眉头。太后对皇帝说：若录取此人为状元，恐不吉利，有损于国。一向尊从母命的同治皇帝也表示了依从。就这样，通过太后的建议后，王国钓被贬到三甲，状元另择他人。

学问一向渊博的王国钧，因名遭厄，后来只捞得一个知县之衔，被发往安徽任职。到最后连知县也没保住，到山阳开馆授徒教书，教了二十多年。但晚年因其学识过人，名声在外，又被朝廷选为云南某县令。只是还没来得及上任就病死了。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在历经传奇，然而此般经历，尤为令人唏嘘。

四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宋仁宗嘉祐六年，投注到那个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王鸿身上：

风声，江水声，渔歌，水鸟的鸣叫声，组成一支雄壮的乐曲。站在滕王阁前的王鸿，望着高耸的楼阁和斑驳的门墙，思绪万千。岁月、年华、功名，都好似滚滚东流的江水一样逝去了。

他离开汴梁以后，从信阳往鄂州，途经浔阳时，还专程前往柴桑拜谒靖节祠（陶渊明私谥靖节）。这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日子，周围的景色笼罩在茫茫的雨雾之中。“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望着显得有些落寞的靖节祠，王鸿心中挥之不去的是白乐天的这首《访陶公旧宅》。

去年冬天，他抱着满腔的希望赶到京城，开始准备第二年三月由礼部主持的“春闱”。那时的自己，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信心百倍。谁知仅仅过去几个月，“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虽然时值初夏，到处繁花似锦，绿荫如盖，王鸿却无心观赏。

回到雩都，王鸿有很长一段时间闭门不出。内心的失落，加上旅途的劳顿，他病倒了，整夜整夜地咳嗽，人也消廋了不少。只得延医问药，在家静养。病好些时，已近仲秋。邑友陈维几次三番托人带话，邀王鸿前往由其所创之“万松庄”小住。前几次王鸿都以“病体不适”为由婉拒了。今天，陈维又遣小厮送来书信一封。信极简短，还是力邀王鸿前往“万松庄”小住。一来叙叙旧，二来陪王鸿散散心。王鸿恐拂了陈维好意，于是命夫人捡了几身衣裳，随小厮径直去了。

陈维，字康侯。是西晋武帝太康初年功曹陈方期的后人。明敏好学，交游极广。但五举不第，绝意仕途。创立“万松庄”，开辟义学，教授乡里子弟。到达密坑“万松庄”时，已是掌灯时分。陈维见好友前来，喜不自胜。当下寒暄已毕，命东厨速备酒食，自已在旁殷勤作陪。顾念王鸿病体初安、日间劳累，晚餐之后，便安顿王鸿睡下了。

次日清晨，天刚放亮。万松庄内，已是一片朗朗书声。透过窗户望去，只见田畴连绵，稻花金黄。稻田紧挨着山麓，山上长满了松树，棵棵苍翠而挺拔。王鸿洗漱完毕，推门来到院中。但见诺大一个院子，屋宇周环，清幽宜人，花坛盆景，点缀其中。北边一座悬山顶的高大堂屋，门头挂着一块直匾，上书“浚堂”两字，雄浑中透着洒落。王鸿刚走近看清题款“康侯书”三字时，陈维已笑盈盈地迎在门口：

“贤弟昨晚睡得可好？小处敝陋，照拂不周，还望见谅！”

“康候兄多虑了，翼道不才，有劳兄台挂念，此番又前来叨扰，小弟已是心有不安。”

“贤弟休要见外，去年妙净寺一别，已是一年有余，愚兄着实想念。贤弟能够前来，已令小处蓬荜生辉——里面请!”

“兄台请！”

进到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方褐色横匾，上书“颐阁”二字，其下悬行草一幅，尺幅甚伟。两旁配一联：雪凝无碍松枝翠，霜重更催枫叶红。东序墙下置一书架，架上诗书典籍，琳琅满目。整个厅堂窗明几净，陈设雅致。王鸿见中堂行草笔走龙蛇，恣意舒展，凝神细看：

堂之所渭浚者，岂不浚其源，而使其泉之深而不滓者乎？阁之所渭颐者，岂不欲颐其身而使其体之充而不歉者乎？源深则泉洁，体充则道备。苟涵养之未至，则有泥而弗食之叹，馁而弗充之歉。故君子自强于夙夜，而无或弛宁也。饥寒之患幸而不及，利欲之私绝而不萌，沉潜酝藉，驯致其极，然后见颐之功，浚之效。其所以然者，不徒然也。

陈维见王鸿细观字幅，笑道：“愚兄近作，请贤弟不悯赐教！”“岂敢，兄台手笔，小弟拜服！”

此时，书僮已送来早餐：一瓦盆鸡蛋银丝面，外加咸卜干和卤豆腐两盏小菜。陈维与王鸿施礼依宾主入座。早餐后，书僮又烹上茶来，二人边饮边谈。先从雩都社稷坛的选址谈起，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堪舆，又谈到了秦汉，谈到了魏晋风流晚唐诗。然后话锋一转，又谈起了书法。陈维忽道：“贤弟书法尽得先祖神韵，愚兄素来仰慕，寤寐思之，如饥似渴，还请贤弟赐书悬堂，以供瞻仰，以策童蒙。”王鸿起身道：“兄台言重了，翼道一介愚夫，寻常笔墨，怎敢有污兄台之华堂！”“贤弟过谦了！还望贤弟怜念，成全愚兄这个不情之请！”说话间，书僮已在方桌铺上素宣一幅。王鸿见推辞不过，拿起笔来，略一凝思，悬腕写道：纯钩之锋，铦能制钟。非磨非砻，缺然顽铜。并里之铁，厥块无別。琢而器之，光价非越。呜呼！人与曾必之异，不学而能，前闻犹未。主得其人，师贤友懿，实为士徒养勇之地。谈不离道，居无越位。善相告语，恶相阻弃。美无他逊，光宜自閟。积其所修，圣贤可至。

片刻之后，十余排汉隶跃然纸上。“铁画银钩，有魏晋之风，贤弟之才真如龙泉太阿，令人仰望！”陈维忍不住赞道。 在万松庄盘桓数日后，陈维见王鸿精神尚可，天气晴好，便提议一起出门远足，王鸿颔首赞同。次日早餐后，便命一个小厮挑了担食盒，另一个小厮背了个书篓，手里拿了两把纸伞便上路了。

一路上游山玩水，诗酒唱和。有了好友的陪伴，王鸿近半年来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不少。这天下午，一行人来到一个山奇水秀、名唤“桃枝”的地方。但见群山叠翠，山泉淙淙，古树森森，景色宜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沿着曲折蜿蜒的山径，登上一座谷仓似的小山。此时，夕阳西下，苍莽的群山被镀上一层金黄。虎虎的风声，盘旋的野鹤，对面山梁下的绝壁悬崖，一派壮丽的景色，把王鸿从失意的哀情愁绪中解脱出来，随之而来的是释然后的快意。透过疏林，王鸿看着崖壁中部那个浅浅的洞穴微笑起来……

五

嘉祐七年春，王鸿开始着手开辟需岩，筑室隐居。为了铭记这一时刻，王鸿在需岩崖壁之下，手植一片桂树林。需岩的开辟过程，无疑是艰苦卓绝的。经常为了吃上一顿饭、带上一罐水，都需要翻山越岭，到一山之隔的墨烟岩才能满足，更何况还要凿岩辟田呢？

王鸿在日复一曰的艰苦劳作中，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待需岩开辟完工后，把家眷接过来，从此不问世事，耕读自娱，过上“岩前拄杖看云起，松下抚琴待鹤归”的隐逸生活，岂不快哉？

然而还没能等到需岩的全面完工，随着一代大儒周敦颐的来雩，需岩的宁静被打破了。据同治版《于都县志》载：

宋周子倅虔州，行至雩都。嘉祐癸卯（1063年）正月七日，邀余杭钱建侯、四明沈希颜、雩都王鸿游罗田岩，赋诗刻石。

王鸿与周敦颐的这一次罗田岩之游，是起源于卸任知县钱建侯的引荐，还是得益于“省试第一”的自带光环，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正是因为这一次出游，促成了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也间接成就了传颂千古的旷世名篇《爱莲说》的问世。他们相与淡论先天之学，大相契合，“元公为之敛衽。”临别之际，周敦颐留诗相赠，王鸿答谢曰：“临别溪头承教诲，此心当为圣贤求。”钦慕之情表露无疑。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鸿与周敦颐虽然所处的环境不同，却都洁身自好、不慕名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如两株圣洁的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敦颐的《爱莲说》早已脍炙人口，名满天下。而王鸿所作的《囷铭》却藏身于故纸堆中，鲜有问津者：

廉则易足，斯廪有廒仓之蓄；贪则无厌，刍豢有糟糠之嫌。夫窃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骚然而为害者，鼠也；暴人之物而不知有畏，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肯为虎，窃而不忍为鼠，宁守斯廪以安吾处。

文如其人，短短八十个字，朴厚，沉郁，表达了其仁爱、清廉的处世思想。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纵观北宋时期，在虔州辖域范围内，曾出现过两埸重量级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对晤：一是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二是三十一年后的绍圣元年（1094），贬谪途中的大文豪苏轼与阳孝本的相交。周敦颐和苏轼都是北宋大儒，而王鸿和阳孝本都是本地处士。王鸿开辟了需岩，成就了望需亭；阳孝本拓展了通天岩，留下了夜话亭。此是后话。

由于王鸿“省试第一”的名头以及需岩周边优美的自然风光，各层级的官员、士子纷纷慕名前来。“览山水之奇观，乐佳木之繁荫，相与吟咏其间。”知县沈希颜兴致勃勃地来了，游览之余，挥笔写下“需岩别墅”。张宗谔求贤若渴地来了，求之不得，在城西建亭，名曰“望需”，以示对王鸿的景仰。王鬲也来了，临走之时，还不忘挖上几株桂树，借述职的机会，亲手种到虔州府衙。虔州通判黄巽不由地感慨：“县尹亲移来郡阁，山翁远负到雩庭。”当时南京州守方蘋恰好在虔州，见此情景，也和诗一首：“分将翠色来雩邑，倐尔清风植府庭。先生高卧何由见，想在鱼州弄紫萍。”王鬲在面见郡守刘彝时，对王鸿的宏辞博学、高风亮节大加推崇。熙宁六年（1073）十月的一天，在王鬲的引领下，郡守刘彝造访需岩。与王鸿相谈甚欢，对王鸿的学问人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值孟冬，见需岩下的那片桂树已然郁郁葱葱，甚是喜人。兴之所致，挥笔写下“木犀岩”三字。第二年八月，王鸿将郡守刘彝的题字镌刻于岩，一直保存到今天。正因为刘彝的这一次来访，才引出后来“郡守刘彝以书币聘主郡校”的故事。（刘彝，字执中，福建长乐人。熙宁中知虔州，斥巫易医，广行德政，大兴水利。赣州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的福、寿二沟，即刘彝所创。）

接到刘彝聘时的王鸿，正在需岩辟田种桑，耕读自娱。“间推所学，以教乡闾子弟。”忙得不亦乐乎。看着郡守刘彝命王鬲带来的聘书和银两，很是为难：受之无意，却之不恭。思忖再三，还是委婉地修书一封：

鸿溺于山林，未尝挟技艺事奔走，自鬻王公之门。木石之于交，麋鹿之与游，于声名之显晦，固已无累于心矣。其于学问固已疏，进退趋翔固已放而野，语言词气固已迂，而不切于事情矣；考行责，实无以当明公之求。不揣而往，自取羞戚。玷阁下之阶庭，阁下之悔不旋踵而生矣!何以掩千里之观听哉？伏惟垂照，使得全其性分，与雏童牧叟讴吟于岩穴之下。

当刘彝读完王鸿的回信，望着桌上被退回的银两，起身在府衙内徘徊良久，悠悠地吟出了这么几句：“冬寒夜忆王夫子，独坐需岩看古书。自恨虎符难命驾，白云无意离山居。”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王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王鸿渐渐地受到了朝廷的关注。时任户部侍郎的张颉就曾上书皇帝，请表旌奖。稍后奏书移文行县，旌曰“古逸遗风”。朝廷派出命官宋琼、卢那前往雩都，请王鸿出山为官。出发前反复交待：必须将王鸿请来，否则你们也不必回来了。岂料当二人历经千山万水，风尘仆仆赶到雩都需岩时，王鸿却匍匐于地、苦苦哀求，执意不肯接旨进京。宋卢二人见强逼不得，只有使个缓兵之计：干脆在需岩住下，希望慢慢地说服王鸿。哪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卢二人却被王鸿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慢慢地萌生了隐居修道的念头。而在此时，朝廷中因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时间波谲云诡、人人自危，更坚定了二人隐居需岩的念头。熙宁八年的一天，王鸿辞世，但宋卢二人始终在需岩隐居，直到辞世也没有离开需岩。后来，人们将王鸿与宋卢二人并称“三公”，塑像祀于需岩圣仁堂。

六

据龙舌嘴王氏族谱载，由王鸿亲手创建的需岩，最初被称为佛堂。《需岩祠山图记》写道：余祖鸿公栖隐处也。登眺之余，见其峭壁层峦，竹树交加，中开石室深广丈余，内藏佛像傍架书屋，门鼻额原镌“风来月到”，邑侯黄应元手笔也。后易以上宪旌“天下名贤”之匾……”叙述得很清楚了，“内藏佛像傍架书屋”，说明那时佛堂和书屋已经存在。又见同治版《于都县志-古迹志》所载之“逊阁”条目：宋王鸿筑室需岩，肥遯四十年，逊阁在其中。鸿自称右军二十四世孙，工书法，得《乐毅论》真本，镌石藏於逊阁，而自书其后。又好鹤，尝得《相鹤经》，石刻并镌於壁。近千年之后，我们无缘得见王羲之手书之《乐毅论》真本的返刻版，就连“镌於壁”的《相鹤经》也早在康熙年间就已“随尘没”了。（见清代管奏韺《游需岩》中“碑传相鹤随尘没，台有钓鱼带水深”句。）幸而在同治版《于都县志-艺文志》中，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相鹤经石刻跋》：鹤，鸟也。游于阴，因金气以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六十三年小变，百六十年大变，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顶赤，七年飞薄云汉，又七年昼夜十二时鸣，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洁白如雪，泥水不能污。一百六十年，雄雌相视而孕。一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化产，为仙人骐骥也。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喙长。轻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彫。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修项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毛，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洁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则少瞑，露目赤白则视远，长颈竦身则能鸣，凤翼雀尾则喜飞，龟背鳖腹则会舞，高颈促节，则足力。其文本浮邱伯授王子晋，崔文子学道于子晋，得其文于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代。

——大宋元祐五年十四日书镌于逊阁

《相鹤经石刻跋》全文共二百九十七字，与同时代王安石修订并载入《王安石全集》的《浮丘公相鹤经》几无二致。明代周履靖所著《相鹤经》内容虽然大致相同，但篇幅比鸿文大了许多。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大宋元祐五年”王鸿已经辞世十五个年头了。如果当年所刻确系王鸿手迹，那也是后人依照王鸿手迹镌刻于石，并非王鸿亲力为之。

鹤的原型是丹顶鹤，它和鹿、蝙蝠一道，常见于道教故事为主题的宫观壁画中，就连供奉神仙的帐子上都绣着飞翔的鹤。它们神态优雅飘逸，观赏之后让人产生飘飘欲仙之感。纵观北宋历史，宋真宗是最为崇道的皇帝之一，他把道教推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熙宁年间，经几十年的积淀，黄老之术已蔚然成风，道教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与道教元素相关的艺术作品不断推陈出新，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连大文豪苏轼也未能免俗——出世思想浓厚的《放鹤亭记》便是一个明证。

鹤是人们心中十分喜爱的吉祥之鸟，道家仙学已然把鹤视为神仙的化身。在古代道观中，养鹤也自然成为“时尚”。古人十分爱养鹤，自然希望得到优良的鹤种，但鹤的优劣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生物学知识还相当匮乏的古代。因此，相鹤术便应运而生。

相鹤术，用现代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侧重于鹤的形态、行为学方面研究的一门学问。《相鹤经》从其内容来看，多为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之说。《文选鲍照》在其《相鹤赋》中又称《相鹤经》为“幽经”，即神仙的经书，堪称旷世奇文。悟道岩下，一湾溪水与近旁的山体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太极图，这就是有名的“太极形胜”。穿过葳蕤的草木，望着溪流对岸的“鱼台”和“钓岩”，我不禁又心生疑惑：王鸿当年曾垂纶于此吗？山上佛堂，山下钓台，似有不谐。众所周知，佛教信奉因果，善待生命，戒杀放生。道教同样也有贵生、护生思想，如牛、鲤鱼等物种也是断然不可伤害的。我无法藉由《相鹤经》等几品石刻而推论王鸿是崇佛还是崇道，更无法去探究需岩后来的守护者何时披袈裟何时着鹤氅，因为中国的民间信仰原本就是羼杂互融的。或许，王鸿仅仅是和林逋一般，妻梅鹤子，清高自适吧？

再来看王鸿当年“自书其后”的《跋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牌》：

古《乐毅论》一篇，乃晋中书令献之（字子敬）居幼学之岁，其父右军谓其书性过人，足以传嗣家法，手书此篇并《笔势图论》以授之。顾曰：“此书之祖宗玩习有成，他皆可能也。”至其学力，及父子之间，能明相继輊后軒前，无有伦拟。粤自初刻垂范于兹，虽更历朝，此名不朽，非有神物拱护，则好古之士焉能宝而有之、见而识之者哉!近世欧阳先生，指其石传于学士高公绅之家，绅死，子孙以质钱于富人，富人失火，墨本幸留人间，友人曾君辉中得以致予。反复遗踪，痌然载怀，遂用移石，藏于逊阁，世世子孙得用循学，不以仅纪姓名为自足也。夫书虽曲艺，非精心致志，莫能造妙。如劳力废晷，无补于物，不犹愈于围棋、击踘而自谓胜选，斗鸡载猃而外诩歉快也哉。故书其后，倘来者观之，而自勉也。

《乐毅论》是三国时期魏夏侯玄（字泰初）撰写的一篇文章，文中论述的是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及其征讨各国之事。据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书付其子官奴（王献之）的。梁陶弘景说：“右军名迹，合有数首：《黄庭经》、《曹娥碑》、《乐毅论》是也。”

王羲之书皆有真迹，惟此帖只有石刻。陈、隋之际，释智永视《乐毅论》为王羲之正书第一。据他说：“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560—566）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视。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后，乃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夭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

唐朝初年，《乐毅论》入於内府，曾经褚遂良检校鉴定，认定为真迹。褚氏著录内府所收王羲之书迹为《右军书目》，并注明“四十四行，书付官奴。”唐太宗最为宝重的书迹是《兰亭序》与《乐毅论》。最初摹拓今赐大臣是在贞观年间。褚遂良《榻本（乐毅论）记》曰：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命直弘文馆冯承素摹榻，分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武平一《徐氏书法记》载：“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榻《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摹本的传布范围限於皇亲国戚或近侍大臣而已，世人罕见其貌。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淡》卷十七中说：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於石，其它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石曾入本朝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

稍早於沈括的的欧阳修在其《集古录跋尾》卷四亦有类似的记载：“右《乐毅论》石，在故高绅学士家。绅死，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遂秘密之，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有本矣。”

可见，无论是王鸿的《跋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碑》和沈括的《梦溪笔谈》，还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对于《乐毅论》残碑曾流传于“高绅学士家”的记述是一致的。《集古录跋尾》成书於北宋嘉祐八年（1063），王鸿作《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碑》文时对于《乐毅论》残碑的流传途径的描述，是参照了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还是来源于“友人曾君辉中”的描述，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不可能参照沈括的《梦溪笔谈》，学术界普遍认为《梦溪笔谈》成书于1086—1093年，比王鸿“自书其后”的《跋晋王右军书夏侯太初（乐毅论）石碑》至少晚了十一年。

沈括是浙江杭州钱塘县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沈括此时在高安世家中见到《乐毅论》原石应该是可信的。王鸿与沈括是同时代的人，善于书法，又自称是王羲之的廿四世孙，友人曾辉中将得来之《乐毅论》榻本相赠，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王鸿依照榻本，返刻於石，藏於逊阁。周遭士子闻讯而来，争相临摹研习，成为需岩的又一个文化热点。只是历经近千年的沧桑之后，返刻於石的《乐毅论》早已了无踪迹，只留下这浩荡的山风，婆娑的树影，引人遐思。

七

我们无从得知王鸿书屋具体的设立时间，更无从得知“从学者百余人”是在哪个时间段，但毫无疑问是发生在王鸿隐居需岩的这十四年中。方志与族谱相互印证，需岩必定是雩都及周边数千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最早被知识的火把照亮的地方。

据《江西通史》载：北宋时期的江西地区，有见于史志记载的书院达五十三所之多，高于全国各地，居于首位。但书院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呈现出北多南少的局面。在虔州辖域内，仅有两所民间书院，即雩都王鸿书屋和石城的柏林学堂。如果加上前文述及的“万松庄”义学，也仅三所之微，寥若晨星。应该承认，民间书院的多少，必然是该地区经济水平和文教水平的集中体现。私塾与书院，都是民间开办的教育机构，广泛存在于州县城乡。它们组织简单，兴废不定，教学灵活，适应民众对文化知识的需求。在推广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上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二者都是民众自办，并没有重大区别。如果说私塾是朴素的乡间教育形式，书院则更多地与官绅名流相连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书院实质性的帮助。政府官员想对书院表示重视，就拔些土地下来，有钱人家想资助书院，往往也这么做。除开辟之初由王鸿独立出资购买的部分林地外，这应该是当时需岩田产林地的重要来源。

“教书夫子”是宋代比较昌盛的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士人，其中有许多人和王鸿、陈维一样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者。他们生活于乡间，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播者，对社会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民间书院教学不拘形式，而对经史知识的传授，诗文写作技巧的训练，却认真严格。成功者光耀门第，受挫者誓不甘休。家教与书院之间相互激荡，推动书院教育日渐兴盛。

王鸿书屋是由王鸿一手创办的，但是它并不拘泥于“私家”形式，而是广泛接纳慕名而来的乡闾子弟，当时“四方学士多归其门”。使他们得到相对优渥的读书环境，同时获得学问的指引和心灵的滋养。

熙宁八年（1075）八月十五日，中秋，王鸿于“悟道岩”小憩，竟一坐不起，走完了他或精彩或无奈的一生，享年五十二岁。一年后，也是中秋，四十一岁的苏轼在密州任上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旷世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万家团圆的日子，历史总给我们留下不同寻常的记忆。

王鸿离世后，后人将其灵柩运抵于都城郊的麻油坑安葬，其后挂醮不断。坟墓在清代雍正十二年冬经历过一次重修。王鸿生子二：长子玉堂，世居于邑衙背、县前，至今散居县城、贡江镇龙舌嘴、梓山镇固院村石斧脑以及兴国等地，迄今已传三十一世。次子引堂，宋时游学徙居吉水富口，后裔繁衍分布甚广。

后世为了表示对王鸿的崇拜和敬仰，不但将其入祀乡贤祠，而且在其隐居之处需岩建祠祀奉，还在“东门外二里”建有“王需岩祠”。去年春，笔者曾有幸见到发行于民国十一年（1922）的《王氏宗祠祠谱》一本，其中有一篇《世瑞堂祠宇祭产源流记》中明确记载：“考祠基，坐落上城兴文坊，向属宋乡贤鸿公专祠。前咸丰间被发兵焚拆无存。鸿公嗣孙虽有意重修，因筹款维艰，荒芜日久。光绪十五年（1889），鸿公后裔职衡商诸渠族人氏，愿将祠基估价三百二十千文让渡于合姓建适宗祠。”这就说明王鸿专祠一直保存至清代咸丰年间。

王鸿与周敦颐的相交，以及后来王鸿书屋的设立，对雩都后世的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需岩与罗田岩一样，成为雩都文化的气象之地。

于都理学名贤辈出，元代赣南唯一的理学名贤刘君贤即于都人，至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倡学虔台时，“及门诸子，于（邑）独多于他邑”，当时王阳明之门有“江有何、黄，浙有钱、王”之说，何黄即于都的何廷仁、黄宏纲。王鸿对后世的影响，龙舌嘴《王氏族谱原序》也有评述：“雩僻壤也，而风俗淳厚，敦崇礼教，衣冠文物之盛，虽通都大邑有所不能逮。盖都邑之胜，人物见之，人物之胜，于道义征之。先明何、黄、袁、管（即：何廷仁、何春、黄宏纲、袁庆麟、管登，于都史称理学五子）诸先哲倡明理学，而其渊源则自有宋王翼道先生始”，“以启后代理学之宗，此邹忠介所谓：斗大雩城名贤辈出，诚有所欣慕，非苟为称誉也。”可见于都名贤对王鸿崇拜之深，评价之高。

八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王鸿的离去，对于需岩而言，就犹如躯壳失去了灵魂。山林重归于平静，山下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夫依旧在年复一年的春种秋收，钓岩下的那弯溪水依旧在涓涓地流淌，只有溪畔那块王鸿垂钓时坐过的山岩明白：它等侯的人，不会再来。

王鸿离去后，在三百余年的漫长时光里，需岩似乎脱离了人们的视线，阒然无闻。无论在方志还是在族谱中，我们都难以找到这个时段内关于需岩的消息。时光穿越到明代，邑人袁端的到来打破了山岭的寂静，他在《游需岩》中写道：

石角藤枝碍笋舆，来寻岩里古人居。

蹬缘苔藓幾盘尽，穴破烟霞千笏余。

今日仰公虽已矣，后之视我又何如。

凄凉山月侵萝幌，曾照当年夜读书。

袁端，字自中，景泰庚午（1450）举人，历任程乡、永兴二学教谕，升顺庆府教授。宏治己未（1499）年，知县高伯龄主修《雩都县志》，袁端为纂修。诗人一开篇即道明来意：乘着竹轿，避开“石角藤枝”的阻碍，是为了“来寻岩里古人居”。沿着长满苔藓的迂回山路，到这岩崖高耸、云蒸霞蔚的需岩来瞻仰鸿公遗迹，大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吧！山林寂静，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帐床上——同样的夜晚，同样的月色，很多年前，也曾陪伴过那位夜读的先贤。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几十年后，袁端的儿子袁庆祥追随父亲的足迹，造访需岩。在《需岩祖记略》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正德己卯（1519），佥宪袁公庆祥题岩之坊曰“需岩祠”。署教谕、博罗庐琯题“理学名家”。《宋志》赞曰：秘书弃官不仕，与俗异趋，可尚也。已然文献不传，需岩遗文仅有存者，惜《太元经解》亡矣。噫！神啬其传耶？后进生不知古，而遂逸之也。藏诸岩，实为世掩，抑使人难于一见耶？岩碑刻多散落人家。余闻乡老言，常有索碑，县责里居，苦于摩拓，或碎之，或辇致他所。山僧野士，结庐幽僻，间有存者，今亦莾为芜蓁，人迹罕至矣。

袁庆祥（1450—1531），袁端之子，成化四年（1468）入太学，官至广东按察司佥事，总管广湖军事。古稀之年造访需岩，只是当时的需岩，已然是此般令人痛惜的景象。

袁庆祥到访三十二年后，嘉靖三十年（1551）。一位体态魁伟的花甲老人的到来，让需岩又重新焕发勃勃生机。他放下包袱，环顾着寥落的需岩，喘了口气，便开始打扫庭院。

这位老人姓黄，名宏纲，雩都西一坊人，刚从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任上致仕归来。此时的大明朝廷，已经是波谲云诡，险象环生。三年前的十月，一位江西同乡夏言（贵溪人）被杀，弃市。另一位江西同乡严嵩（分宜人）取而代之，成为首辅。去年七月，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发兵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贿俺答，求其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即取道蓟州，破墙入关到达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又流窜到密云、怀柔，最后驻军通州，威慑京城。此时京城守备空虚，举朝惶恐。嘉靖帝紧急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当北直隶地区勤王军队到达时，严嵩却指示兵部尚书丁汝夔：守城，勿举。致使俺答部在城外自由焚掠，骚扰达八日之久，在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后，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该年为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流血，身首异处，百姓流离，生灵涂炭，黄宏纲这些年已经见多了。身处这座雄伟的京城，黄宏纲却一天比一天沉默，寂寂无声。皇帝沉迷于修玄问道，首辅严嵩结党营私，朝政日非，这一切都不是他一个小小的刑部主事（六品）所能改变的。他只有在冗杂的事务中，让自己暂时忘记对时局、对人生的思考。

“庚戌之变”令嘉靖龙颜震怒，边塞众臣都牵连入罪。各部诸司都唯恐累及自身，曲意迎合上意。王宏纲却实事求是，断之以理，无辜边臣，多赖保全。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往往与诸司意见相左，加之他从不阿谀逢迎，年终考核时，绩评欠佳，按制将要外放。思虑之下，干脆上章引例，以京职致仕而归。

他伸手捶了捶了略微有些酸痛的后背，放下手中的扫帚，寻了块平整的山岩，慢慢地坐下。

黄宏纲这几十年的经历，可谓是波澜壮阔：

正德十一年（1516），二十四岁，乡试第七，领乡荐诗魁。

第二年，王阳明正月至赣，二月平漳寇，九月督兵虔台，军务之暇，聚徒讲学。拜于门下，开始了十余年亦师亦友的追随。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十四日，南昌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当时与老师正在丰城，闻讯火速借道临江，奔赴吉安，招募义军，攻取南昌，决胜于鄱阳湖，历时四十三天。其间夙夜筹谋、险象环生，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真正领会了什么是“知行合一”。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老师病逝于江西南安，遂扶灵回浙江余姚安葬，筑庐守坟，经纪其家，历时三年余。

嘉靖二十三年（1544），始任汀州府推官，主管司法。虽任职三年，却因忙于政务，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外。

嘉靖二十七年（1548），迁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场的斗争，仕途的磨砺，无不让人心生退意。嘉靖三十年，终得致仕归来。此后至寿终的十余年间，黄宏纲循着先贤王鸿的足迹，隐居需岩，或笑傲山林，优游泉石；或专心著书，研习学问，写就《洛村集》、《洛村语录》流传于世。期间与王门弟子及官绅名流多有往来，对宣传需岩、振兴需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明一代，载于县志有关需岩的怀古诗大多创作于这一时期。

在《黄洛村状铭.刑部主事洛村府君行实》一文中，有以下一段文字：

于是，（黄宏纲）扫需岩旧隐，栖息其中，一意以兴斯文为己任。先是同邑善山何先生卒，无可游者。岁一操舟访双江聂公、东郭邹公、龙山刘公、念庵罗公，于元潭、青原之间，质疑探幽，以卒所学，而于罗、刘二公尤加笃厚焉。

“同邑善山何先生”即雩都何廷仁（1483—1551），字性之，别号善山，理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四大弟子”之一。新入门弟子多由何廷仁、黄宏纲教导，时称“接引师”。曾任广东新会知县、南京工部主事等职，著有《善山集》。“双江聂公”即江西永丰聂豹（1487—1563），字文慰，号双江。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一生刚正不阿，清廉如水，政绩卓著，培养了徐阶等朝廷重臣。

“东郭邹公”即江西安福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郭。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曾任广德州判官、南京礼部郎中等职，著有《东郭文集》、《东郭诗集》等。

“念庵罗公”即江西吉水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嘉靖八年（1529）状元。学者，杰出地理制图家，授翰林院修撰，著有《念庵集》。

以上四位，或为朝廷重臣，或为学界大儒，但都有另外一重身份：王阳明的心学传人。行文至此，忍不住会心一笑：王鸿是王羲之廿四世孙，王阳明也是王羲之的嫡传远孙，需岩与右军一脉可谓是“源远流长”了。在黄宏纲的引领下，骚人墨客纷至沓来。或流连于需岩及周边的奇山秀水，或凭吊先贤的光辉遗迹，谈学论道，吟诗作赋，再一次翻开了需岩高洁典雅的篇章。

一次，罗洪先来到需岩。在纵览山光水色之后，便在需岩住下了。独坐案前，翻开了书卷却没读几页。看着岩前的苍松、古佛，耳边传来悠扬的钟声，和那拂过千山万壑的虎虎风声，怀古抚今，思绪万千。只觉得宠辱皆忘，万念成空。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夜宿需岩》：

香台遥在最高峰，一宿身同出世中。

钟后残经过半夜，岩前古佛傍孤松。

吟当万壑音偏远，梦入诸天念转空。

闻道草元曾此地，却怜相忆不相逢。

何春是何廷仁的二哥，宏治甲子（1504）举人，历任漳州诏安令、直隶含山令、霍山令等职，著有《付言集》。和他弟弟一样，何春也经常往来于罗田岩与需岩之间，谈学论道，交流心得。一个雨后的清晨，山涧中的溪水犹自喧哗不息，何春便离开需岩上路了。晨曦甫绽，阳光斜斜地掠过树稍，地上树影婆娑，雨后的山道愈发的湿滑难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簑烟雨任平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管风雨兼程。看来诗人此刻的心情不错，振奋，空灵。于是轻声地吟出了《需岩晓发》：

晓色分明夜雨馀，地偏心远却堪居。

西山影乱东山树，大涧钱连小涧蕖。

险割羊肠愁蹶马，砌生鹅子怯颠车。

篮篼不用频飞去，青眼芒芒海阔如。

何春创作的另一首《需岩晚景》与《需岩晓发》风格大体相似，饶有趣味，可谓是姊妹篇：

日送长松上账厨，扶疏影挂老龙图。

年年好景春三月，处处高怀酒一壶。

岭插暮霞裁断锦，花含宿雾缀明珠。

从头造化闲收拾，不负乾坤一丈夫。

阳春三月的一个傍晚，夕阳西下。松树的影子慢慢地爬上了厨房的墙壁，婆娑树影，象极了一幅幅山水图。花含宿雾，霞光万道，良辰美景，怎能不纵酒高歌？且收拾身心，不负造化，不负此生。既有写实的笔触，又有放达的情怀。 几十年后，雩都梓山固院李涞携友人再次到访需岩。兴之所致，吟《游需岩次壁间韵》题于偏房墙壁：

昔年曾对此遥峰，今日重游翠霭中。

月明壑底频看菊，风拂樽前一听松。

世事历来浑似梦，真机悟后岂沈空。

最是德星今夜聚，高歌不异昔贤逢。

李涞，字源甫，号养愚。隆庆元年（1567）中举人，五年登进士，初授江苏宝应知县，万历五年（1577）任山东佥事，再调广西参议，旋升为佥都御史，后被升为都察院中丞，巡抚江南十郡。万厉二十二年（1594）主修《雩都县志》。著有《养愚集》。

日久年湮，我们已无从知晓李涞题诗於墙是在何年何月——但我更相信是在他的晚年。想想吧：皓月当空，松风阵阵，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友，或是两鬓斑白，或是鹤发童颜，但眼角眉稍都写满了坦率与纯真。他们夜聚需岩，把酒临风，“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一念至此，已是满心欢喜：需岩，本是一处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所在，却因为一个人的到来，把这极有可能任由盗匪啸聚的地方，幻化成书乡诗国，历经五百余年的书声浸染，仿佛这里每一朵花，每一棵树都饱含诗意！

但诗意终归是仰赖于环境而存在的一种意象，它无法阻挡时光的流逝，也无法抵挡风雨的侵蚀，更无法阻止人为的毁损。而人为毁损或是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心态，或是起源于对文化遗存和山林土地的觊觎。需岩，终归无力抵挡外力的作用，日见寥落。

据“门生李逢月”作于天启三年（1623）的《重修需岩叙》载：“不图近数年，有寄庄之豪某，侵没岩田，并欲毁岩祠，……。”“复一厯墟，为先生读书处，墙壁椽簷已无存者。相顾愀然……。”

当时雩都县令为云南石屏人赛启皋。他钦慕王鸿的道德文章，也看清了需岩在雩都文化史上的地位。于是报请虔州知府（何），并获得赣县县令（刘）的协助，一起查阅图章典籍，新刻牌匾，赎回田产，动员募捐，意图振兴。然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日暮西山，风雨飘摇。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斗初见端倪，这个老迈帝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弥漫着一股腐朽的气息。需岩也不能例外，随着次年赛启皋的离任，需岩又一次归于沉寂。

九

时光把我们带到隆武二年（1646，即顺治三年）三月底的一天，乍暖还寒。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去。需岩外的山道上，一行人正跋涉前行。打头的是一位中年儒生，身材修长，穿一件素色祫衫，腰间悬着一柄长剑，眉宇微蹙，好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尘埃。他的身后，两个粗壮的汉子抬着一乘竹轿，竹轿上坐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妇，鬓发如银，神情肃然。竹桥后面，紧随着一位妇人，三十三四岁的年纪，斜背着一个青色布包，右手牵着一个约摸七八岁的男孩儿。在她身后稍远处，一位年轻妇女正蹲下身子，反手将一个五六岁的孩儿轻轻背起。孩儿嘴角抽动，脸上还挂着泪花。她们的身后，古老的需岩早已隐没在山道的尽头。中年儒生姓刘，名曰佺，字勿仙，赣县举人。竹轿上的是母亲黄氏，轿后为妻曾氏及弟媳宋氏。曰佺的父亲名思诲，字忠甫，官至大理寺左丞，却因刚正敢言，为“阉党”所不容，于是辞官回归故里，已於十几年前辞世。朝纲日下，国事日非。三年前秋天开始，广东贼寇经常袭扰赣州，几无宁日。在好友易学实（字去浮，崇祯己卯科举人）的相助下，举家来雩，避乱需岩。两年前的三月末，最坏的消息传来：三月十七日，闯贼攻陷京城，崇祯帝吊死煤山。一切都结束了！但好像又一切都开始了。同年五月，又有消息传来：福王朱由崧被四镇拥立于南京，改元“弘光”。只可惜“弘光”政权只维系了一年出头，去年五月二十二日，帝又被俘，罹难。两个多月后——闰六月二十七日，郑芝龙、黄道周等人扶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登基称帝，改元隆武。隆武帝改赣州为忠诚府，授守臣杨廷麟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命万元吉为总督，入赣协守。去年九月至今年年初，明军以赣州为基地，先后收复泰和、万安、峡江及吉安府，声势为之一振。勒克德浑所率清军主力击败忠贞营、解围荆州后，扑向江西。今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军攻克吉安，万元吉退保赣州。而今，清军正杀气腾腾地向赣州扑来，是该自己为国尽忠的时候了。

前天，悟道岩，刘曰佺与母亲黄氏有以下一场对话：“母亲，现在满贼正气势汹汹奔赣州而来，赣州危矣！”“我们家世受国恩，家国存亡之际，倘若我在此苟且偷生，我将有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将来又有何面目去见我的父亲！”须臾，又说：“我想自己先回赣州，追随杨大人，尽人臣之分！”“你们就留在此地，待赣州渡过此劫，再另作打算。”黄氏略作沉吟，道：“佺儿既有报国之心，为母又怎能成为羁绊。我等还是同回赣州，一来可免你分心，二来也可稍稍稳定一下人心。”片刻又说：“老身这几年来，住在这需岩，其实也寂寞得紧，连说话的人都没几个。没事儿的时侯，就对着这冰冷的崖壁和这高悬的牌匾发呆。”“你还别说，以前这些个老夫子的题刻，还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他翼道老夫子之所以在时隔五百多年以后，仍然被我们所铭记，并不是因为他文章光宋代，也不是因为他理学著明时。还是他自己说得好：此心当为圣贤求！”“其实所谓的圣贤，不仅仅是孔老夫子，孟老夫子，其实也是指我们心中的良知，我们心中的大道。”“我心光明，夫复何求。回去吧！”

刘曰佺又登上了一道山岗，他紧握着手中的佩剑，心潮象松涛一样翻涌起伏。向着赣州城，出发！

四月，清军十三营人马兵临赣州，开始了对赣州的局部围困。为了保住赣州，隆武帝已调集了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的军队前来增援。杨廷麟为了扩充力量，招募了一支数万人的农民武装——张安新营。但这支农民军纪律极差，最终被解散。杨廷麟回到赣州，发动城内百姓，将居民编成甲社，组成义军，军民结合，誓死守卫赣州。

六月，素有“闽浙咽喉”之称的仙霞关被清军占领，郑芝龙退守安平镇（今福建晋江安海镇）。

八月，唐王朱聿键被清军俘杀，赣州已成为孤城。

十月三日深夜，赣州小南门，清军发起了总攻。双方几番血战，战斗异常激烈，杨廷麟亲自上城督战。四日，天渐亮，不断增多的清军涌上了城头，赣州城陷落了。刘曰佺和守城的军民一道，与清军展开了巷战，清军开始了血腥屠城。这时的赣州城一片混乱，大多数青壮年男子拿起了武器进行最后的战斗，妇女们害怕受辱自缢或投塘者不计其数。杨廷麟、万元吉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刘曰佺也在巷战中阵亡。

消息传来，刘曰佺母亲黄氏穿戴整齐，向北而拜，遂后从容自缢，妻子曾氏、弟媳宋氏也自缢而亡。子良竑、侄良翊被杀。（曰佺子良靖与弟曰阶免于难。） 这是赣州最黑暗的日子，居然还有太阳。

赣州城的街巷、池塘，到处是明军和百姓的尸体，有的全家被杀，有的全家自尽。据史料记载：赣州沦陷后，除六千余守城的明军将士殉国外，另有十余万百姓被清军屠杀。史称“赣州之屠”或“丙戌之难”。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近两百年后，林则徐作如是说。而近两百年前，刘曰佺一家已经用生命作出了最好诠释。面对生死时，他们也许经历过犹豫、迟疑、彷徨和挣扎。然而相对于退无可退的决绝，放弃现实安稳而最终选择舍生取义更让人动容。

清王朝入主中原后，于乾隆四十七年编撰完成《四库全书》。其中《胜朝殉节诸臣录》开篇云：

明自万历以还，朝纲日紊，中原瓦解，景命潜移；我国家肇造丕基，龙兴东土，王师顺动，望若云霓；而当时守土诸臣各为其主，往往殒身碎首，喋血危疆。……。念其冒刃撄锋，虽属不知天运，而疾风劲草，百折不移。要为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用加赠典，以励纲常。

事实证明，“用如赠典”得还比较隆重，清廷根据殉节者的生平事迹，或追赠谥号，入祀忠节祠，或载入国史、方志，以示赞赏。相较于当初的血腥屠戮，已然是判若云泥。凡此种仲，不排除收买人心和政治上的考量，我更愿意相信：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生死荣辱而变迁的忠诚，这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的内在逻辑。没有人不渴望被忠诚以待。

虽沧海横流，然亘古未变。

2009年8月，赣州市政府在赣县县城城南新区正式开工建设赣南客家名人公园（樱花锦绣公园），东起赣县汶潭水厂，西至水东七里古镇，总长5.5公里。园内主要规划建设了“一祖四园两堂一阁一址一第”。刘思诲故第就处在这樱花烂漫的贡水之滨。现可见麻石门框一个，石狮一对。门楣处“左寺丞第”四字依然清晰可见，石狮相互顾盼，仿佛还在嗟叹它们亲历的峥嵘岁月。

十

在“丙戌之难”中，刘曰佺不违初心，壮烈地死去了。而他的好友易学实（字去浮，雩都人）却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艰难地活了下来。清朝初年，易学实和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一样，处境是比较尴尬的：思想层面的抵触出乎天然，而生存现实的桎梏却如影随形。为了奉养母亲，他曾数次任职于官府，但终究辞归故里，“奉母入山，杜门三十年。”却不知他“入山”入的是哪座山，因无可稽考，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我认为很大可能是在需岩——他晚年自号“犀厓”，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需岩下的“木犀岩”，而“岩”字和“厓”字是经常被通用的。在我国古代，以籍贯地或隐居地为“号”的名人举不胜举，比如程伊川，比如王船山。易学实曾是需岩的常客，这却是不争的事实：某年的元霄节，易老先生夜宿需岩神情落寞地写下《需岩上元之夕》：

自昔春风满城阙，华灯影乱高天月。

夜深徙倚湎歌残，却望青山情跳越。

三年束履老荒村，传说春城早闭门。

水燕新翻江雨暮，珠帘不捲又黄昏。

霜枯石窟须龙根，绳床酒热瓦为盆。

抽簪击盆且留髡，诗成半夜唱秋坟。

奔风大起吹黑云，寒涛叫壑声砰殷。

凄凄万顷平田外，村鼓逢逢何处闻。

诗人首先从记忆中的雩都城说起：上元佳节，春风满城。华灯高悬，与天上的明月交相辉映。夜深了，意兴阑珊，酒歌渐歇，却仍不肯睡去，徘徊庭前，望着月色下的山峦，思绪万千。三年前来到这古老而荒僻的需岩，深居简出，远离尘嚣的纷扰。因为时逢鼎革之际，百业萧条，据说雩城每天早早的就关闭了城门。只有水燕在微雨的暮色中盘旋，时间过得真快，窗帘还没有来得及卷起，又到了日暮时分。此情此景，很自然地让人想起秦观的名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人身处需岩石窟，生活艰苦，设施简陋。坐在胡床上，就能看见岩外霜雪之后盘虬卧龙般的树根。用瓦盆盛上滚烫的米酒，抽出发簪，敲击着盆沿，行着酒令，以酒留客。夜深了，晚风习习，好像是新写就的诗章引来诗鬼们的诵读。继而狂风大起，翻卷着乌云，千山万壑，寒风怒号，仿佛隔着广阔的田野，仍能听到村子里传来“嘭嘭”的鼓声。

诗人以“城阙”和“石窟”两个立足点为视角，着力描写了所见、所闻，融情于景，动静相宜，把读者带入一种虚实相生、沉郁苍凉的意境中。

顺治一朝短短十八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接下来是康熙王朝。爱新觉罗.玄烨，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客观的说，是我国历代帝王中颇有建树的一位。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十六岁除鳌拜，二十岁开始平三藩，三十岁收复台湾，三十二岁、三十三岁两度大战俄军于雅克萨，并取得大捷。这是他硬的一手，数百年来，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而他的另一手，却鲜有人提及。那就是他对汉文化的热忱：除了对经、史、子、集、诗、书、音律的深入学习和研究，还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他以汉文化为抓手，促进各民族的互相融合。就连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汉族知识分子，也逐渐与康熙和解了。

管奏韺，字凌士，号省庵，雩都“理学五子”之一——管登的四世孙。师从雩都车头王崇檀，以邑廪中式，为康熙庚午（1690）科第十名举人。淡士进，明理学，专讲求心性之要。曾纂修康熙版《雩都县志》，著有《省庵集》。管奏韺先生曾多次游览需岩，并留有《游需岩》和《需岩》等诗文。先看《游需岩》：

邑南咫尺耸高岑，曲折嵌空费苦寻。

瀑布新增游客记，墨烟久遂昔贤心。

碑传相鹤随尘没，台有钓鱼带水深。

几度思量栖隐好，结庐欲傍木樨阴。

全篇共八句五十六言，诗风直白晓畅，容易理解。哪怕在三百余年后的今天，细读之下，想要大致地理解诗意，应该绝大部分读者都不存在困难。只是“瀑布新增游客记”一句，由于日久年湮，不知是指哪一处瀑布，曾有哪一位“游客”曾经为之“记”？最后两句：几度思量栖隐好，结庐欲傍木樨阴。我们知道，古代的士人所以会抛弃仕途的种种好处而选择隐居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看到了出仕的两大害处：一是官场风气会污染自己的人格，二是宦海风波会戕害自己的生命。避免了这两大害处，从反方面来说，也就是“栖隐”的好处。我想，这或许正是管奏韺“淡士进”的主要原因罢。《说文》云：水之南、山之北为阴。诗人并非真要在木樨岩的北边结庐隐居，此处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需岩的热爱，以及对“昔贤”的敬仰。

再看下一首《需岩》：

云横岩曲隐高岑，入穴千年有客寻。

古壁龙蛇随篆籀，涵虚水面见风心。

诚看苔石双趺迹，如钓桐川积雪深。

日日城西亭上望，半山松月自清阴。

云彩横出，一弯岩洞隐藏在这高耸的山岭间。王鸿归隐需岩已近千年，仍然让后人追寻不已。古老的崖壁上，先贤留下的篆刻依然笔走龙蛇，神采奕奕。涵虚洞前有个小池，微风拂来，泛起阵阵涟漪。怀着虔诚的心前往悟道岩，拜谒王鸿静坐的遗迹，只见苔痕斑驳，丹崖悠悠。悟道岩下，夫子曾经垂钓的鱼台积雪皑皑。仿佛又看见求贤若渴的张宗谔，日复一日地站在城西的望需亭上张望。斯人已逝，空余群山苍翠，月白风清。

自明至清，流连于需岩的名士还有很多，如萧廷对、宋应桂、袁淳、康同祓、管尚隆、易开畅……，名单可以列得很长，灿若繁星。他们的诗作或详载于县、府志，或散佚于民间，等待我们去品评，去发掘。

十一

在键盘上敲下这几个文字的时侯，东方已经微微地泛白。近半个月来，我沉浸在对需岩往事的追寻中，不能自拔，犹如追溯一条时光的河。在时光的长河里，我与每一个不期而遇的精魂对话，感喟他们沉重的叹息，倾听他们的慷慨悲歌，试图用笔下的文字，去还原他们尘封的往事。他们都是人格趋于完美的古人，而我只是苟且于尘世的凡夫。用凡夫的文字去描绘近乎完美的古人，怎么看都象是一种亵渎。然而，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对文字创作的执着，却象老牛身后的鞭子，让我不舍昼夜，无别晨昏。近半个月的光阴，才敲出这些文字，效率未免太低。但这些文字中有很多都与历史的真实联系在一起的，怀着对历史的深深敬畏，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以查阅相关资料，往往大半天也敲不下一个字。在创作中，经历了他们不凡的人生轨迹，感受了他们内心激烈的争斗，常常使我眼含泪花。我深深地被生长于同一方土地的古人所震撼，他们才华横溢，或旷达、或内敛，有过迟疑，更有过义无反顾的决绝。正是他们的人格指引，和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道，书写了于都悠远灿烂的文明。

如果把于都古代文明史比作一座深深的庭院，那么罗田岩肯定就是前堂，古朴厚重，器宇轩昂。周元公、岳武穆、文相国端坐其中，威严肃穆，让人屏气凝神，不敢仰视。而需岩当属后院，花木扶苏，曲径通幽。小亭上，王鸿、黄宏纲凭栏远眺，气定神闲。如果说罗田岩古迹频多是占了地利之便：和县城隔江相望，见证了每一次的迎来送往、每一轮的世事变迁。那么，需岩的深厚底蕴，则是来源于王鸿、黄宏纲的人格引领，来源于激荡千年的历史风云。此刻，于都城南二十余公里外的需岩，依旧一声不响地安坐于群山环抱之中，依旧红墙黛瓦，飞檐石阶，一派肃静。仿佛山河变迁都与之毫无瓜葛，保持着安静素然的优雅，让人心动。

于都，素有“六县之母”、“三省往来之冲”之说，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史志典籍来探究于都文化的脉络，更希望通过诸如罗田岩、需岩等文化遗迹来追溯和感悟历史的风云。鉴于此，我尝试着以文字的形式向读者推荐、介绍需岩，以期让更多的人走进需岩、了解需岩。然而在不经意间，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去描绘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叙述他们与需岩结下的缘。误打误撞地成就了这篇有别于以往的、侧重于介绍需岩人文的小文章。由于本人学识浅薄，视野逼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路方家不吝赐教。

再过四年余，即将迎来王鸿的千年诞辰，为表敬意，草撰一联，权当结语：道契廉溪，著囷铭书八分，乾坤有正气。

义隐需岩，携卢宋成三公，天地几才人。

在写作中，我参考了以下书籍：

《需岩》（萧紫雷主编）

《雩都县志》（同治版）

《赣州府志》（同治版重印本）

《江西通史》、《宋登科记考》等，部分素材来源於网络。

在此，谨向为这些书、文章的编撰而付出辛劳的人们鞠躬、致敬。

本文未经许可，请勿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359980597@qq.com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作者：王金长（明月心）,联系电话：18879776118）

（供稿：于都县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