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满族（女真）在东北地区的崛起以及推翻明朝、统一中国等大事件，引起了欧洲社会的关注。

西方传教士所绘的汤若望与顺治帝

在这一时期，一部分在华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并出版了不少关于满族崛起与发展的著作，并在欧洲社会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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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进入16世纪，随着西方殖民活动的扩张，他们与亚洲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以中国（明朝）为例，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中国的人文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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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满族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在这些传教士的著作中，“鞑靼人”主要指的是雄踞漠北，时不时骚扰明朝的蒙古人。譬如耶稣会士利玛窦提到的鞑靼人，就是长城外的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提到东北的满族。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在华传教28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传教士之一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 这些传教士主要在中国南方活动，缺少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的机会；
• 作为东北土著的满族，当时的“存在感”比较有限。

进入17世纪后，满族势力日趋强大，譬如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直接威胁到了明朝统治（推荐阅读：残阳如血，举全国之力的大明精锐为何溃败于萨尔浒？）。此时的西方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认识也日趋深刻，对新崛起的满族也有了一定的认识。

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认为，鞑靼有东、西、北三部分之分，其中击败明朝军队的八旗军，被其记录为“东鞑靼人”。

不过，他对满族的起源并不了解，只是将其含糊地看作“（被明太祖朱元璋征服的）那些北面离他最近的国土”的众多部族中的一个。

曾德昭，葡萄牙耶稣会士，1613年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17世纪入华的传教士中，较早谈到满族起源的著作，是耶稣会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在该书中，卫匡国认为，居住在北部长城外的“鞑靼族”是许多民族的祖先，这个民族“不仅包括西部鞑靼（蒙古人），也包括我们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满族的先世）”。

….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明朝），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这一表述是错误的），称为女真国。

1646年，清军大举进攻温州。在城中传教的他，凭借着个人的机智幸免于难，并获得了清朝官方的赏识，有了进一步观察满族社会生活的机会。

卫匡国（1614—1661），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汉学家，著有《鞑靼战纪》等著作

1648年，耶稣会士安文思，被肃亲王豪格由四川带到北京，受到了顺治帝及其他满族权贵的优遇最终长期定居了下来。

•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中国新史》一书，记录了不少清初满族政权的状况；
• 他还计划研究“东鞑靼人的起源”，但可惜的是，计划尚未落地，便于1677年辞世。

中文版《中国新史》封面。作者安文思，葡萄牙籍传教士，来到北京后建立了北京东堂

在安文思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是较早比较详细地描述满族起源的传教士。他在1665年的信件中，记载了关于满族起源的“朱果发祥”神话。

1688年，《中国新史》法文版的编译及整理者克洛德·伯努，在注释中转述了汤若望所记载的这个传说：

汤若望神父报道说，当今皇上之父顺治帝的大伯曾经几次告诉他说，自从恩库伦、正库伦和佛库伦这三位女神自天而降，在鞑靼的一条河里沐浴以来，共有大约十代。

佛库伦在她留在岸边的衣裳底下发现一种叫做阿尔卡肯吉德龙葵即一种草本植物结的红果，佛库伦把它吞食后怀了孕。她的两个同伴返回天上，她则留在地上直到生下一个男孩。

她哺育孩子，后来把孩子留在一个岛上，告诉他说她将回到天上，但有一个渔夫会来教养他，这确实发生了。后来这个孩子成为一名勇士，他的儿孙统治着当地。

不过在第五代上百姓反叛了这个家族，该家族被打败并几乎被杀光，只有一个王子得以逃脱。这位王子遭到严酷的追捕，正当筋疲力尽、濒临崩溃之时，一只喜鹊飞来栖止在他的头上，蒙蔽了他的敌人，他们以为那是一根树桩而不是一个人。

代善（1583—1648），努尔哈赤嫡次子，和硕礼烈亲王

引文中提到的顺治帝的大伯，即是与汤私交深厚的礼亲王代善。后者曾多次拜访汤若望，“向汤若望述说他的民族以往时代的传说与历史”。

实际上，修于1636 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已经记载了这个传说。包括《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等清代官书中，也有相似记载。由此可见，汤若望的这份记载，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向欧洲人介绍这一“中国传说”的文献。

《汤若望与星盘》，1668年手工上色版画，美国盖蒂中心收藏

到了16世纪后期，在一些欧洲传教士书籍中，开始用“满洲”来取代“东鞑靼”，或直接称呼“满族”。耶稣会士白晋，在其1697 年出版的《康熙皇帝》一书中谈到：“满洲发祥于鞑靼东部，最初于中国东北的辽东地区建国，并于本世纪中叶，征服了现在统治着的广大疆域。”

白晋（1656—1730年），法国传教士，对数学和物理学有着很深的造诣，1687来到中国，1730年卒于北京

在这一时期，一些欧洲传教士被允许进入东北地区旅行，这让他们对满族，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这里的代表，是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

1682年3月，他跟随康熙到其“父祖的诞生地、故土之乡的辽东地方”旅行。根据南怀仁的记载，康熙巡视的目的是“巡访祖宗陵寝，依照惯例行参谒之礼，同时也是为了亲自巡视统治下的东部鞑靼，即女真方面的边疆地区”。

通过这次实地考察，南怀仁认为，满族的发源地在长白山一带。“（长白山）山麓或其支脉，是东鞑靼祖先的诞生地。因此，皇帝一到江畔，立刻下马，面南向山，为祭山和祭祖而三叩首。”

南怀仁（1623—1688），比利时传教士，先后掌钦天监，太常寺卿、通奉大夫等职，清初最有影响的传教士之一

从1689年起，法国耶稣会士张诚，也曾多次伴随康熙帝或满族大臣，前往满蒙各地进行考察。他将所经过地区的山川地势及居住在当地的满、蒙、回等各民族的历史、生产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等，均记录了下来。

张诚认为，满族来自于“辽东之北，是中国最东部的省份：

• （活动范围）从南到北即由北纬四十一度到五十三度，从西到东大约从东经一〇四度到东洋；
• 北以大江为界，俄罗斯人称这条江为阿穆尔或者‘爱’，而中国人称为黑龙江，满洲语叫做萨哈连乌拉，南以辽东省和高丽为界，东临大洋，西以蒙古为界。

在张诚的笔下，满族人是一个精于渔猎的民族。“冬天，他们（沿松花江居住的满族人）去黑龙江两岸大森林里猎取黑貂，夏天回到他们自己的聚居地度夏，主要聚居地是宁古塔附近。”

《张诚日记》封面，张诚（1654～1707），法国人天主教传教士，著有《满文字典》4卷、《几何原理》等著作

总的来说，通过这些传教士深入东北地区的实地考察活动，欧洲人对满族的起源，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

二

与13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对蒙古人的记录截然不同，17世纪的传教士，对于满族人的人种特征的描述着墨并不多。传教士卫匡国写道：

….他们面容清秀，像中国人的脸那样阔，皮肤白色，鼻子却不像中国人那样扁平，眼睛也不那么小。他们很少说话，沉默地骑马。他们的其他习惯和我们欧洲鞑靼人相似，但并不粗野。他们喜欢看见生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严肃的冷酷生硬，因此在初见时他们显得更有人情味。….

为什么传教士忽略满族人种特征描述，原因很简单。在16—17 世纪的欧洲人，主要用三种肤色来区分亚洲人种，即黑色、浅褐色、白色，中国人一般被归于“文明民族”的白色人种。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人种分类理论，是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萌芽的。

尚未入关的八旗士兵

相比于满族人的长相，传教士们对其异于汉族的服饰和精于渔猎的生活方式，更为感兴趣。对于满族人的服饰，卫匡国记录道：

鞑靼人剃光头发和胡子，仅留下髭，让它长长的，并在脑后勺扎根辫子，精细编织，自然垂在肩下。它们戴一顶圆而浅的帽子，用三指宽、珍贵狸皮或黑貂皮饰边，保护鬓角、耳朵及前额以抵抗严寒及风暴。在皮上包着贵重的红绸，或黑色紫色马鬃，其色彩和样式都很奇特，因饰物配合得当，帽子显得既宽大又漂亮。

早期的女真人

他们穿的衣服是拖到脚上的长袍，袖子不如中国人的宽大，好像波兰和匈牙利的服装，惟一不同之处是，他们的袖口做得像马蹄。在他们的腰带两边悬挂手帕， 用来擦手和脸。

此外，挂一把刀以备不时之需，另有两个口袋，盛烟草或其他用品。左侧佩戴腰刀，刀尖向前，刀柄在后，因此他们打仗时用右手从背后把刀拔出，不必用另一只手握住刀鞘。

他们很少穿鞋，靴子上无马刺，靴是用剪裁匀整的丝绸或马皮精制。但他们往往穿漂亮木套鞋，有三指高。他们骑马时使用马镫，马具比我们的低，但较宽。

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对满族人善于骑射及在举止、饮食上与汉人不同的一些习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努尔哈赤和他的属民

对于满族的采猎生活方式，卫匡国记录道：

鞑靼人行动之迅速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从来不随身携带辎重，更没有什么粮草，他们找到是什么吃什么，但他们常吃哪怕半烧半煮的肉食。如果他们没有吃的， 他们吃他们的马匹或骆驼。

他们有空闲就去捕猎野兽，携带打猎用的良犬和鹰，包围一个山头或一片平地。

他们把马衣铺在地上当床用，因为他们不要求房屋及住所。但当他们不得不住在屋里时，他们的马必须跟他们一起，而且一定要在墙上打许多洞。他们的帐篷很漂亮，搭设和搬运帐篷都熟练灵巧，从不耽误快速行军。

鞑靼人就这样训练士兵，让他们习惯于军旅的艰苦。

三

明清易代是影响东亚格局的大事，也对欧洲社会产生很大的触动。

• 一个“偏安一隅”的“落后蛮族”，为何能在短时期内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明朝？
• 入关的满族人，又是如何统治中国的？

这些都是欧洲人极感兴趣的内容，而传教士们也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记录。

清朝骑兵

最早向欧洲介绍满族直接与明朝对抗的传教士，应该是曾德昭。他在《大中国志》一书中记录了1618—1622年间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1618年以后，“鞑靼人继续每年夏季大举入侵（因为冬季严寒，不能干什么事），总的说来他们是胜利者，中国人则损失惨重。因此在1622年，该省的主要堡垒，总督的驻驿地广宁堡的两名大员（或许出自不满，或许出自改善他们地位的愿望）和鞑靼人达成秘密协议，把该堡交给他们；他们的确这样做了，因为当鞑靼人进袭他们防守的一侧时，由于出卖很轻易地就攻占了它，迫使那些尚不知道逆谋的人逃走，其中就有总督”。

曾德昭在书中提到的，这是1622 年广宁之溃。投降的两名明朝将领分别是孙得功和鲍承先，而逃跑的总督指的是王化贞。可惜的是，曾德昭关于满族军事行动的叙述到此就结束了。

曾德昭《大中国志》中文版封面

在曾德昭之后，卜弥格、卫匡国、汤若望、鲁日满等传教士，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其中不少为传教士亲历所见，有着很高的价值。

卫匡国在书中，便详细记述了1644 年崇祯之死、“鞑靼王”在北京“入据帝位，自称为皇帝”等消息传到南京城时，城中一片混乱和惊惶的景象。

明朝军队的作战装备和战斗力，均不及八旗军队

1646年，清军进攻浙江温州，正在城中传教的卫匡国，机智地躲过了清军的屠杀。

我知道鞑靼人到来，马上在屋正门贴上一张长宽的红纸，上面写道‘此屋系欧罗巴人居住，他是传教的教士’。我曾留意，中国官员巡游时往往在居住的宅门口张贴这类告示，让大家知道屋内有大人物居住。

在大厅入口，我摆出我最大和装订最精美的书，以及数学仪器、望远镜和其他光学镜子，诸如此类我认为最显眼的种种物品；最后把救世主像放在陈设它的祭坛上。

用这个有效的办法，我不仅未受到一般士兵之害和抢劫，而且还得到鞑靼统将的好意邀请和款待。他问我愿不愿意改换我的中国服装，剃掉我的头发。我欣然同意，于是他让我当场剃光头。

我对他说，光头不宜着中国装，他脱下自己的靴子，让我穿上，把他的鞑靼帽子戴在我头上，并设宴招待我，发给我通行证，许我返回我在杭州大城的旧居。”

崇祯自尽，明朝灭亡

为什么清军的进攻为何如此顺利？这些传教士认为，除了明朝腐败、武备不修、内乱及将士大批投降等原因之外，满族的军事制度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匡国就对满族的八旗制度，印象深刻：

第一是白旗，叫御旗，第二是红旗，第三是蓝旗，第四是黄旗，后面三旗由皇叔指挥，第一的白旗直接听皇帝的命令。这四色旗的混合，再组成另四旗，士兵都知道自己属于哪色旗，及城内集合地点，在那里备有兵士的武器、马匹，以待征战 半个时辰内就一切准备妥当。

他们使用号角，其形状有如我们常用的法螺，号角一响，他们马上知道是哪支队伍和哪员将官将出征，顷刻间集合在他们的旗帜下，有一名骑士身后带着旗帜，一般说，只有将官和旗手才知道要去何处。

这一高度军事机密，常常让中国（明朝）人吃惊，因为好几次中国人准备在某地抗拒他们， 突然听说他们又在另一地出现了。

八旗制度，大大增强了清军的战斗力

清军在战争中残忍的一面，传教士们也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卫匡国在书中，特别提到了扬州城军民，因为激烈抵抗清军而遭到的疯狂报复。

（最后）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杀。鞑靼人为了不使尸体污染空气，发生瘟疫，把尸体置于屋顶，放火焚城及四郊，一切都化作灰烬，成为一片废墟。

扬州史可法纪念馆

• 清军在金华遭到激烈抵抗，伤亡惨重。他们（清军）从杭州运来大炮轰开城墙，涌入城内，“满怀仇恨烧杀掳掠”。
• 清军攻破福建建宁城后，进行了屠城，“死者计有三万人。鞑靼人对此仍不满足，再纵火焚烧，把全城化作灰烬”。

对于多尔衮于1645年提出的“剃发易服”政策，传教士们也有记载。卫匡国写道：

鞑靼人允许一切人，包括俘虏参加他们的军队，但条件是要剃发，穿上鞑靼服装。他们对服装和头发要求严格遵循他们的形式，宣称凡拒绝改装的人都犯有叛国重罪。

这条规定确曾多次给他们带来危险，扰乱他们国家大业。因为中国人爱护自己的头发和服饰，胜于爱戴他们的国家及皇帝，为此而英勇斗争。所以他们宁可死，丢掉脑袋，也不愿遵行鞑靼风俗。

“剃发易服”，可能是清朝最有争议的政治举措

卫匡国还特别提到了浙江绍兴：

因为“鞑靼人公告百姓剃发时”，遭到汉人的反抗，“士兵和市民都拿起武器，为保护头发拼死战斗，胜过保卫皇帝和国土，不仅把鞑靼人赶出城，还把他们赶到钱塘江边，甚至赶过江，杀死很多人”。

四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一直把以儒家文化立国的明朝，视为高度文明的国家，对其极尽赞美。因此，在满族崛起之初，大多数传教士将双方的战争，描述为“落后蛮族对文明民族的武力侵略”，并抱有同情明廷的心态。

传教士卜弥格所著的《中国报告》，是当时欧洲畅销的著作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士们对满族的印象，有了大幅度的改观。一些传教士认为，取代明朝统治权的满族后，已不再是落后的“蛮族”了。他们观察到，满族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系列“汉化（儒化）”情况。卫匡国记录道：

（满族进入北京后）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体制，他们甚至允许施行中国圣人通常管理城、省的风俗。他们还保留考核生员的科举制，用这个高明方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他们发现，把要职授予中国人，这些人的忠贞超过鞑靼人。但他们把兵权掌握在手里，决不让忠于他们的朝臣握有重兵。这样，和前朝一样，官吏保留原来的品级，设立六部，但现在其中任职的，既有中国人，也有鞑靼人。

明清易代，已经是大势所趋

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认为，这个新国家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王朝”，只是换了新主人而已。满族统治者接受“儒化” 的过程，标志着清朝从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发展成了一个以满、汉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郎世宁《柳荫双骏图》

在17世纪后期的传教士书籍中，他们所描绘的“中华帝国”，也已是一个和前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均具有发达儒家文明的国家。在安文思的《中国新史》等书籍中向西方社会所展现的“中国人”的礼节、典礼、节日及服饰，已经涵盖了满、汉族在内的整个清朝的社会面貌了。

在这些欧洲传教士的努力下，欧洲关于满族的认识也越来越丰富，即便传教士传递回去的论述中包含着不少虚幻失实的成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传教士们开启了欧洲了解中国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先河，也为今人提供了一个考察大航海时代欧洲对于欧洲之外人民态度转变的绝佳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