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多大（77年多大了属什么的）

#2022高考季#

我是著名的将军县一一湖北省红安县人，值此恢复高考45周之际，讲讲我参加1977年高考的故事。

一、“天上掉下来的高考”

1977年10月21日，我从广播里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当年恢复高考，12月6、7日考试。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史地，五门满分400分，理科前三门相同，后一门考理化，都不考外语。“文革”期间，外语只学了一些日常用语，没法考试。考试不分大学、中专，一样的考卷，一起考，报大学还是中专自己先填报志愿。

后来学习党史时才得知，1977年8月，中央召开了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废除了10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文件，恢复高考正式落地。本应秋季入学，因为改革招生制度，77级大学生改为1978年春季入学。也因为这个原因，从公布招生到考试，只有40多天时间。为了赶时间，动用了准备印《毛选》第五卷的纸印试卷。

1966年就停止了高考，70年代以后开始招“工农兵学员”，由农村基层组织推荐。从推荐改为考试录取，对我来说这是“天下掉下来的好事”。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这一生不可能读大学，我当时已21岁，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当然我如果当年没有考上，78年、79年我们还可以再考。后来人们将77、78、79级称为“新三届”。

其实，中央8月份决定恢复高考后，大城市已得到消息，有的地方组织复习。而广大农村是从广播里听到消息才知道。我听到消息后，是否参加考试，考虑了一周时间。我已是县委办公室的干部，是“亦工亦农”的干部，一个月35元工资，但户口在农村，从家里带粮食换粮票。我高中毕业前入了党，回乡几个月就当上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几个月后任公社团委副书记，当时每个公社要从农村选拔一名年轻干部，我幸运地选上了；又过了几个月，县委办公室选拔两个在写作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出生在农村，母亲早逝，父亲是不识字的农民，能够参加工作，主要是在写作上相对强一点，又遇到了机遇。

家庭、同事、领导有人赞成我去考，有人不赞成。有人认为县委办公室是好单位，大学毕业后未必有这么好的单位；经济上的损失很大，当时规定5年工龄可以带工资学习，而我只有3年，工资没有了，这对一个农村人来说是重大损失。我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趁年轻去读书，于是义无反顾地报考了。

二、独自一人备考

我当时正在农村驻队，就是指导学大寨，住在农民家，每天吃派饭，每家吃一天，每餐付半斤粮票、一毛二分钱。我们每天和生产队干部布置农民生产，要“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要备考，向工作队组长请假，组长同意我只管生产队的工作，可以不参加劳动。这样我就投入了复习，但不像现在有老师指导、同学交流，而是孤军奋战。

我的语文成绩较好，只是将语法复习了一下，其他无从下手。我的数学成绩也比较好，将初中和高中课本全部通看了几次，背公式，做课本上的题目，复习还算顺利。复习政治，就是看《红旗》杂志上的文章，自己猜题、做题、背题。复习历史，我们高中学过《社会发展简史》，就是自己做题自己肯。

地理“复习”可就惨了。“文革”中，学习基本上不正常，我们没有开过地理课。我去问“文革”前老初中生，地理考什么，回答说考高原、盆地、经纬度等，我的天，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些概念。我借来老初中生的地理课本，不是复习，而是自学。我将我认为的重点写了几十页纸，天天背，地理复习花的时间最多，但效果最差。

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三年多没有摸课本，又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复习题，难度可想而知。由于我抢记能力比较强，虽然复习只有30多天，复习效果还可以。

三、考试和录取

跟现在比，考题很简单，如果现在的中考生去参加考试，估计比我们要考得好。各省高考时间不一，都在12月上旬，湖北是6、7日高考，各省自己命题。湖北的作文题是“学雷锋的故事”，既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别人，无论城市农村，考生都能写，但写得好不好，要靠功力。当然这题比现在简单太多，是记叙文，不是议论文，那时我们也不会写议论文。

考数学时，我那个考场，时间过了一半，考生慢慢都走了，最后只剩我一个，有的题我懂，但记不住公式，算不出来，一直做到最后一分钟才交卷。我以为我不行，后来才知道，别人是做不出来才交的卷，其实我的数学成绩是可以的。考完后，有的考生议论，政治、史地哪道题应怎么答，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敢做声，以为没有希望，打算明年再考。我有那种“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

那时不公布分数，也不公布分数线，到时直接通知政审和参加体检，再下录取通知书，我被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录取。到学校后才听说华师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10分，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录取通知来后，县委书记还对我说，华师毕业后只能到县一中当老师，还不如在县委办公室。当时正好有两个一中老师在县委办，是借调的，而我是正式的。一位同事对我说，书记不想你走啊！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书读多了总是好事，没有丝毫动摇。高考对知青来说是回城的途径，对农村人来说是“跳农门”的唯一途径，而我已是国家干部。哪知后来大学生越来越吃香，成了人们羡慕的“天之骄子”，77级毕业生成了“抢手货”，都分配得很好，最后成了各个领域的领头羊。

那一年虽然题目简单，但报考人数多，从1966年到1977年的初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11年的考生挤在一年考试，竞争力强可想而知，全国录取率是4.9%(是历届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但农村更低得可怜。红安县录取的大学生只有100多人，我的家乡二程区(全县是8个区，比现在的乡镇大)只考上了10人，其中武汉下乡知青8人，当地人只有我和一个老初中生考上了；有一个区竟剃了光头，一个当地人也没有考上。我所读的高中五届共500多个高中毕业生，只我一人考上了大学，中专考上了几个人。这也不奇怪，我们在“文革”中长大，那是文化荒芜的年代，是“白卷英雄”的年代，根本没有抓教育，没有怎么读书，何况农村教育条件极差，我连一本课外书籍都买不起，读高中时书店预订成语词典，一本0.7元，我买不起。现在不少没有见过“文革”的人在“怀念”“文革”，不知道他们“怀念”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的亲身感受。

恢复高考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个人的命运。我是一个幸运者，这就是我的高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