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28日，数千人云集在浙江省临安市乐平乡外伍村，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傅全香和剧作家钱法作为嘉宾出席，这么个小村庄怎么一下吸引了那么多人？原来，今天举行了隆重的“越剧首次试演地”揭碑仪式。

1906年的清明节，南派说书艺人李世泉、钱景松、高炳火等六位嵊县说书艺人一路说书至此。一天，唱书结束后，村民们抽着旱烟围着说书艺人闲聊。突然，有位村民提议：“你们唱得再活灵活现，也没看戏过瘾。能不能把手中的三跳板扔掉，搬走桌台，像戏班子一样做戏给我们看呀？”可说到村民们的心坎上了，大家一致赞成。这可把李世泉他们吓了一跳，虽然说书唱书有几年了，地儿跑了无数了，什么样的刁难也都见识过了，但这戏还真没唱过。众乡亲盛情难却，李世泉等人也不想让他们失望，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咬咬牙跺跺脚就答应了，反正演砸了村民们也不会责难。

越剧首次饰演地

真正准备开唱了，问题也随之而出。唱戏不比说书，随便支个桌子就行，再怎么着也得有个戏台子，可这穷村僻野根本就没有戏台。演员也不能穿说书的衣服，再怎么也得是每个角色穿不同的衣服，唱戏的都讲究化收，说书从来不用，单就这服装和化妆就没辙，大家伙儿也都没钱置办。嘿，管他呢，咱来不了正版还不能先玩个“山寨”的啊！

好在村民们都特别热心。他们自愿担当起“舞美人员”，把四只稻桶拼在一起，上面铺上两块大大的门板—这就是戏台。艺人们衣服不够，村民们把长袍马褂和女人的裙子找来，借给他们穿。那还有化妆呢，宋元南戏中最原始的搽灰抹土再次被采用，还有从女人那儿找来的胭脂。一准备就绪，单等好戏开场。剧目从哪儿来？这可让您问着了，咱唱书的还怕没得演嘛！《赖婚记》《绣荷包》《十件头》等大本剧目海了去了。锣鼓敲起来，演员们一亮相，观众就乐得前仰后翻了，就这样还是坚持演了两夜。村民们意犹未尽，演员可是撑不住了，没得着见第三天的太阳，就悄悄撤离外伍村。

这场近似闹剧的表演匆匆收场，但越剧的正戏才刚刚开场。您要有兴致，就请捺着性子听我说下去。

越剧诞生

《红楼梦》

从越剧产生的小故事中，我们已知的越剧产生的基本元素有：最早的演员——艺人，剧目——文本，音乐——唱书基本音乐，表演——模仿其它成型的戏曲样式。这些都奠定了越剧的风格品味。越剧表演为何从唱书艺人开始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清代末年，嵊县灾荒不断，民不聊生，为了生存，农民们只好外出乞讨。嵊县地处浙东，与绍兴、余姚、上虞、东阳等相邻，南戏、余姚腔、海盐腔等都曾留下过足迹，因此嵊县地区农民多能歌唱。外出乞讨时，他们把佛曲和民歌小调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叫“四工合”的曲调，自己编写歌词，边走边唱。这种沿门唱书的方式很能博取人们的同情，能比一般乞讨多要到好多东西，因此很快流行起来。后来，他们做出改进，用毛竹节做成“尺板”，并增加了“笃鼓”，作为伴奏乐器。两个人搭档，演唱者为上档，打尺板，帮腔者为下档，敲鼓，逐渐形成了“落地唱书”这种艺术形式。

“落地唱书”的祖师爷是嵊县马塘村的金芝堂，是他把这门艺术发扬光大。马塘村有个标示唱书艺人师徒关系的族谱，其排序为芝、羿、祥、窘，新中国成立前参与过唱书的马塘村人男有80人，女有5人。金芝堂是第一代，他的徒弟金世根、金阿炳、张瑞丰、马阿顺等，后来成为男小歌班的中坚力量。

“落地唱书”分南北两派，两派互不往来，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以剡溪为分界线，北面是北派，主要活动在杭、嘉、湖一带平原水乡区域，大多数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唱词讲究韵脚，曲目从其它剧目中移植而来，如《珍珠塔》《七美图》等；剡溪以南是南派，主要活动在于潜、建德、桐庐一带山村，唱词通俗，只求顺口易懂，剧目多是来自民间戏曲故事，如《乌金记》等。

李世泉等人把唱书搬上戏台这件事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他们回到家乡嵊县东王村后，家乡的父老请他们演戏。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更得心应手了，演出受到了当地百姓的追捧。其它村子纷纷邀请他们过去演戏，越剧史上第一副职业戏班就此成立。北派艺人听说后，也按捺不住了，纷纷组建戏班。由于他们的伴奏乐器只有笃鼓、檀板，发出“的笃”的声音，演唱曲调是山歌、唱书调，因此当地群众称它“小歌班”或“的笃班”。到1907年，嵊县已有二三十副“小歌班”。

1921年男班艺人上海合影

小歌班成立之后，艺人们深感艺术修为的贫瘠，于是从兄弟剧种中吸取养分。他们从与自己较为接近的“鹦歌班”学习服装化妆和剧目选择，多上演有生活气息的小戏如《箍桶记》，不穿红绿蟒靠，不化夸张的浓妆。向绍兴大班学习表演程式和舞台基本功，搬演反映家庭、男女爱情的剧目如《龙凤锁》，学习锣鼓和曲牌，丰富音乐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南北两派依旧分道而行，被称作“南图北记”。南图上演伦理道德和忠奸斗争的剧目，北记则是“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才子佳人戏。

1916年，小歌班艺人卫梅朵、马阿顺带领班社到杭州演出。小歌班第一次“进城”了。他们发现了很多不足，并加以改进。1917年，小歌班首次闯荡上海滩，因演出粗糙惨淡而归。同年，卫梅朵、马阿顺率“梅朵阿顺班”再次奔赴上海，坚持数月，还是被迫打道回府。两次失利，让小歌班艺人静下心来总结得失，为了共同的艺术追求，南北两派尽释前嫌。他们从绍剧、京剧吸取养分对剧目、音乐、服装、化妆等做出改进，并放弃嵊县方言，采用上海和浙江人都能听懂的官话。

卧薪尝胆几个月后，1918年4月，卫梅朵、马阿顺带小歌班三闯上海滩。这次有备而来，大获成功，后来又有一副小歌班进沪。两个小歌班在上海竞演，越剧从此在上海长演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