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陶县,是河北省邯郸市的一个县。在清朝、民国时期的《馆陶县志·沿革》中均记载:
馆陶,古冀州地,春秋时晋冠氏邑,后属赵,西北七里有陶丘,赵置馆于其侧,因名馆陶。
这句话说明了“馆陶”一名的来历,同时也记载了在春秋之前,是属“古冀州地”。
河北省今天简称“冀”,馆陶县属河北省管辖,又在古时候是“古冀州地”,以今古归属之地来看,并没有任何问题,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个属“古冀州地”的记载究竟对不对。
先看“古冀州地”指的是什么时期
在清朝及民国时期《馆陶县志》记载中可以得知,这一时期是在春秋之前,也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先秦时期。
这时候,由于没有进入大一统王朝,即便是有过所谓的夏、商、周三朝,也是部落联盟式、方国类等国家的集合,并不像秦朝以后中央集权制国家那样,对全国行政政区有统一的划分。因此,就可以知道《馆陶县志》中所说的“古冀州地”,肯定是《尚书·禹贡》中所划分的“九州”中的“冀州”。
《尚书·禹贡》是什么样的书
《尚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几部分,是儒家五经之一。《禹贡》又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主要记载大禹分九州、导山河等功绩的一部书,其地理记载囊括了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
在《禹贡》的开篇就介绍了“九州”: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澭、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
再往下的“导河”又介绍了黄河的走向: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的文字在说完与本文有关的冀州、兖州之后,又介绍了“导河”的内容,是因为《禹贡》对九州划分是以山河为界线的,其中冀州、兖州的界线就是“河”,也就是黄河。
那么《禹贡》中所说的冀州、兖州的范围究竟包括哪里呢?
由于《禹贡》记载的地名、山川古名较多,不易理解。在战国时期编写的我国第一部词典《尔雅·释地》对“九州”的范围则有简明解释: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本文涉及到的冀州、兖州范围分别是:
两河间曰冀州
济河间曰兖州
两河间曰冀州
两河不是指两条河流,而是指黄河的“几”字形最后一个“竖折”之间的区域,就是黄河在今天陕西、山西之间的河道,以及入渤海的河道之间所半包围起来的区域。
当然,虽说陕西、山西之间的黄河河道古今没有变化,但是在黄河下游的河道,几千年来却有着天壤之变。
在划分古冀州的《禹贡》中,“导河”所述的黄河河道是这样的: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黄河从孟津出了群山之后,经过洛水、大伾山、降水(今漳河)、大陆泽、九河、逆河等一系列地方,汇集了很多河流,最终流入渤海。
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这条《禹贡》中的大河下游,大致在河北平原偏西,沿着太行山东麓北流,在今深州市境内自西向东,穿过平原中部,于青县以东地区入海。
古冀州包括今山西、河北西北部、河南北部、辽宁西部广大区域。
济河间曰兖州
河即为与冀州共有的边界,黄河的下游河段。而“济”则是济水。
济水在《禹贡》中也有记载: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济水是古代“四渎”之一,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先称沇水,至温县西北始名济水,以潜流穿越黄河,在山东定陶与北济会合形成巨野泽,再向东入海。
济水因过黄河而不浑天下闻名,所以济水也称大清河。后因黄河改道,河道被黄河所夺而消失。一般认为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的济水河道。在河南、山东两省,因济水而留下了济源、济南、济宁、济阳等地名。
古兖州位于济水与河水之间,其大致范围是今天河北东南部、河南东北部、山东西北部一带。
从以上描述看,《禹贡》中的冀州、兖州之间的界河,就是《禹贡》中古黄河的下游,在今天的河北省中南部呈西南、东北走向,由邯郸市临漳、魏县一带入河北省,向北经过曲周、巨鹿、深州、青县一线,入于渤海。
以这条《禹贡》时期的大河为界线,其西侧为古冀州,东侧为古兖州。而今天馆陶县的位置是在古黄河东侧、济水西侧,因此在《禹贡》的九州图上,是古兖州之地。从这一点上来看,清朝和民国时期的《馆陶县志》记载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为何记载会出错呢?
一是古人们对地理知识的认知有限。古代因技术条件有限,地图、舆图极少,一般是国家“机密”,只有国家才拥有,因此荆轲刺秦王时才以地图为饵。县级也很难见到地图。同时,古代书籍中的地理知识,均是以文字来描述的,读上去并不直观,甚至每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理解也不相同,所以编辑地方志人员无法获知准确方位。
二是由于汉朝划分的“州刺史部”的误导。汉初对行政区划的管理实行秦朝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但是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大,中央对地方管理乏力。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全国郡国划分给十三部(州)监察管理,各部始置刺史一人。这十三部州的命名,绝大部分是用《禹贡》中的“九州”之名。虽然名字以《禹贡》中的州来命名,但是其管辖范围却和《禹贡》中的州覆盖范围并不相同。比如馆陶县在西汉时就属冀州魏郡管辖,而不是《禹贡》中的兖州。由于大汉文化的深厚影响,估计清代编撰《馆陶县志》的人员就认为馆陶县不管在什么时期,都是属于是“冀州”的。
正是有这样的原因,原本在《禹贡》“九州”中属兖州的馆陶县,在古代的《馆陶县志》中均被记载为“古冀州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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