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过量、反乌托邦元宇宙，Slack CEO如何看待未来办公趋势？

文/Jena McGregor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想展示一样东西。这位Slack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来，屏幕上显示的是一段在虚拟现实中的沃尔玛购物的视频。这是几年前的视频了，但今年早些时候在推特上流传开来。

“这看起来太糟糕了。”他笑着说。视频中有一双手正试图从虚拟货架上抓起一瓶葡萄酒，并把一盒牛奶扔进一个数字冰箱。对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来说，“这个场景完全没有抓住重点，而亚马逊就做得很好，它没有设置人们必须经过的过道，也没有让人们必须经历冗长的流程才能把书放进购物车里。”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毕业于哲学专业，后来成为了软件企业家，先后创建了Flickr和Slack。他并不是一个技术恐惧症患者，但他对过时视频的厌恶反映出了他对科技的态度，即科技是一种让生活更简单、更高效的工具，甚至是令人愉快的工具，正如Slack的口号所标榜的那样。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消除不必要的会议，那就更好了。

Slack是新冠疫情环境下的标志性产品，它或许比Zoom更重要。成立于2013年的Slack已经很受欢迎，而随着人们向远程工作的转变，这款通信应用也在迅速成长，不仅让孤立的员工之间可以轻松地开玩笑，通过全公司的渠道提高透明度，还可以无缝地集成其他工具，让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所说的“数字总部”成为合法的现实。

然而，2019年上市并于去年被Salesforce以277亿美元收购的Slack也引入了新的工作焦虑形式（比如它的“几个人正在打字”的提醒），而且它还面临着微软这样的强大竞争对手，后者将其Teams软件与Office 365捆绑在了一起。

尽管如此，Slack的广泛流行使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成为了塑造未来工作场景的关键人物。2020年，Slack成立了未来论坛（Future Forum），这是一个研究性联盟，会分享关于混合办公趋势的季度调查。去年10月，《福布斯》在未来论坛的一次活动上对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进行了独家的一对一采访，聊到了元宇宙、与Salesforce的整合，以及他如何在一个季度里花76天去滑雪的同时管理Slack。以下是这次对话的节选，出于篇幅和清晰度的考虑，内容已被编辑过。

Slack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Stewart Butterfield）

COURTESY OF STEWART BUTTERFIELD

《福布斯》：你有没有想过Slack会包含一个关于未来办公的准智库？你怎么解读“未来办公”这个词？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这个词的用法有好有坏，而我认为最不具建设性的用法是，未来只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讨论什么将会改变，而不是采取更有意识的方法，并将其视为一个重新想象（我们）办公方式的机会。人们会发布推特、博客或文章，推测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却没有成为创造这些事情的参与者。

《福布斯》：与Salesforce整合过程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谈判、与美国司法部的交涉，以及交易结束后的头9个月，这些都是远程操作的。没有人能亲眼看到对方。无论如何，这都让交易变得有点困难。让一个人加入一个（远程）已经建立的团队是一回事，让一个2,000人的团队和另一个6万人的团队走到一起是另一回事。

但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这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有98%的情况都是这样——总法律顾问的离开，以及CFO或营销主管的离开。这不是一笔私募股权交易，我们不是在努力节约成本，但如果你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FO，你不会真的离开去为别人工作。这是一份不同的工作。

我想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依赖于法律顾问和CFO。他们不仅仅对组织提供了支持，在战略和文化等方面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所以回想起来，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

《福布斯》：你最近分享了一条来自微软的推特，上面说他们正在与奥利奥合作，并在Teams中添加了一个饼干表情符号。植入式广告会成为办公工具吗？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如果你在谈论办公的未来，想让人们变得更有效率，并促进团队的团结，那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但它确实会让人们感觉在已经付费的产品中植入了其他产品，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没有人会想在自己的办公软件中看到广告。

《福布斯》：有人说，企业文化是由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中发生的数字对话塑造的，而管理者对掌握最新动态感到担忧。Slack有没有办法在不涉及隐私问题的情况下凝聚情绪？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过去我认为可以，但现在不这么认为了。部分原因是你说的那些顾虑，它几乎会让人们想要获得错误的东西；与此同时，即使是用高级的机器学习也很难区分。如果你的企业具备谷歌那样的规模，你接收了来自谷歌地图、Android和网络搜索的大量链接和数据点，那你可以理解这些巨大的数据集。但即便是IBM——这家企业有30万人在使用Slack，有数亿条信息被储存了下来——它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

另外，因为无法分辨，所以在理解一些事情上难度会更大：比如，这个人是在讽刺吗？我们第一次尝试插入现成的、开源的情绪分析时，如果（发现）脏话，那就会产生扣分效果，（表明反应是负面的）。但人们会说，‘这他妈太棒了’，这样也会带来扣分效果。

这有点离题了，但当谈论到企业世界之外的文化时，它通常指的是语言或仪式。对我们来说，高中毕业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想象一下没有罪恶和救赎概念的西欧文明。那里有人们创造的仪式，创造的语言，以及通常是文化表现形式的特殊实践。Slack只是它的媒介，其使用本身并不是文化。

《福布斯》：你在新冠疫情期间搬到了Aspen，而且听说你在一个季节里滑了76天雪。这让你成为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典型CEO。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我们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做出了这个决定。我每周都会和其他软件公司的CEO们进行一次电话会议，首先指出这一点的是Atlassian的联席CEO。他们会制定规定，除非是为了一些活动或全员会议或客户会议之类的，否则他们和大多数高管都不允许只是为了办公而去办公室。因为一旦他们这么做了，整个组织就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很有道理，所以我要搬去Aspen。

《福布斯》：这是为了防止自己忍不住要去办公室吗？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那个地方的时间（比旧金山）早一个小时是件好事。我想说，在很多滑雪的日子里，我会在一天的会议开始前花73分钟来滑雪。

《福布斯》：你的时间安排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我自己不会这么做，但我的助理和幕僚长在什么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方面有很深的思考。完全坦白地说，我通常不会看我的日程表，直到事情发生了，我才发现“哦，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我认为，至少对我来说，有一个第三方规范来对更多的事情说“不”是件好事——基本上就是稍微减少会议的频率，但会议持续时间更长，审查也不那么草率。最糟糕的情况则是，每个人都出席了会议，但没有任何真正的议程。

《福布斯》：在经历新冠之后，你们对成功有了不同的定义吗？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我相信我能以某种方式衡量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每周工作的时间更少了，但不认为我的工作效率因此降低了。我发现我更有选择性了，能把那些影响较小的东西删掉。

我也试着为别人这么做过。当一个会议有30个人的时候，要给出有建设性的反馈要难得多。无论如何，要用正确的方式表达事情是很难的——但如果我是在和一个产品经理说话，而他的老板、他老板的老板、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同时都在电话里，那我就真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因此，我尽量选择与人数最少的团队会面。

《福布斯》：你觉得我们会戴着头显在元宇宙里工作吗？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我认为，增强现实技术有很多工业应用或办公场所应用场景。如果你在做手术，那么在你观察的器官上有一层覆盖物来区分动脉和静脉会很神奇。或者你在波音为一架767飞机接线，你可以把图表叠加在墙上。

也许这里面还有其他新奇的用途，比如人们玩游戏。如果没有某种我无法预见的技术突破，那我无法想象人们不需要把任何东西戴在头上。在我看来，想到人们得戴着东西坐一整天，这简直太反乌托邦了。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更好地让技术适应我们的感知能力。所有的东西都是矩形和平面的，但是我们有非常完善的系统来区分周围场景。有时候你打开了太多的标签、窗口和应用程序，目的只是想找到一个东西，这真的很令人难受。如果有一种（增强现实）的方法——我没有建议——让这些东西，而不是所有的应用程序，分散在会议室的桌子上，那会有怎样的效果？

《福布斯》：你认为5年或10年后我们工作方式的最大变化会是什么？

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这种变化不是一个具体的功能，但我想在画布上开会（指的是Slack的音频和视频聊天功能和用于团队组织资源的新协作工具）。

现在当我们使用Zoom时，背景是什么都没有的。但也许有人能打开一个文件，做着会议记录，然后对它们进行编辑或发表评论。现在我们在挂断电话后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收据来证明电话是打给他们的。

它应该整合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分享的一些文件，包括议程，都被包含在了一个画布中，所以它被很好地结构化了。也许人们会记录下会议的部分内容，并添加一些视频剪辑。我希望人们每周花在视频通话上的30个小时能产生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东西。

5年或10年后，（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利用现有的技术——而不是元宇宙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产生一些能随着时间流动而增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