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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艺人初始基本上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中华民国14年(1925年)9月17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称之。
民国6年(1917年)5月13日,小歌班初次进入上海,在十六铺“新化园”演出,因艺术上粗糙简陋,观众寥寥。以后续有3班艺人来上海,但均告失败。艺人们在学习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技巧后,艺术上有所提高,民国8年小歌班始在上海立足。
民国9年起,小歌班集中了一批较知名的演员,编演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这些剧目,适应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受到观众欢迎。之后,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民国10年9月至民国11年,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向古装大戏方面发展。剧目则受海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在“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以及茶楼、旅社、小型剧场演出。主要演员有小生王永春、支维永,小旦卫梅朵、白玉梅、金雪芳,老生马潮水,小丑马阿顺、大面金荣水等。
民国12年7月,嵊县籍商人王金水请男班艺人金荣水回乡办起第一个女班,招收13岁以下的女孩二十余人。翌年1月14日,该女班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称“髦儿小歌班”。民国18年,嵊县办起第二个女班,之后续有举办。民国20年底开始,一些女演员如王杏花、陈苗仙、吕福珠以及“东安舞台”、“四季春班”等先后来沪,但仍为男女混合演出的形式。
民国17年1月起,女班蜂拥来沪,民国30年下半年增至36个。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当时称为“改良文戏”。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4年间,编演的新剧目超过了400个,剧目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种多样,编剧多半曾从事过“文明戏”,剧目一般采用幕表制,当时主要的编剧有樊篱、闻钟、胡知非、陶贤、刘涛等。剧目内容的多样化,引起演出形式相应的变化,出现纷纷向兄弟剧种学习的趋势。当时有的学海派京剧,如商芳臣曾搬演周信芳的名剧《明末遗恨》;有的学申曲,如施银花、屠杏花移植上演西装旗袍戏《雷雨》;有的则学习电影、话剧,如姚水娟演的《蒋老五殉情记》《大家庭》,采用写实布景,人力车上台。在经营方式方面,破除了封建性陈规,实行经理制,统一掌管前后台。
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旦角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小生为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青年演员如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等,都已崭露头角。
民国31年10月,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前两年陆续聘请的编导有于吟(姚鲁丁)、韩义、蓝明(流)、萧章、吕仲、南薇、徐进等,大多数是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民国33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此后,上海的主要越剧团都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大变化,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民国35年5月雪声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为《祥林嫂》,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对越剧和整个地方戏曲的重视。是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雪声剧团的演出,之后又对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做好地方戏曲界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署。中共党员钱英郁、刘厚生等被派到越剧界担任编导。之后,上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对袁雪芬被流氓抛粪事件、越剧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及为筱丹桂申冤的斗争中,也都给予了支持。
唱腔也有重大突破。40年代前期,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都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出柔美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后来这两种曲调发展成为越剧的主腔,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
在表演方面,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划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身段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
在舞台美术方面,采用立体布景、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改革服装式样、色彩,质料柔和谈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规的编、导、演、音、美综合的艺术机制,并组建剧务部负责舞台综合艺术的机构。越剧改革,促使观众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除原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吸引来大批工厂女工和女中学生。上海解放前夕,从事越剧的几个主要剧团如“雪声”、“东山”、“玉兰”、“云华”、“少壮”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气勃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50~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音乐方面,又创造出新的曲调,如在50年代袁雪芬与作曲家刘如曾合作,吸取男班艺人的唱法,创造了新型的“男调”。1958年、1959年傅全香、袁雪芬分别在《情探》中的“行路”、《双烈记》中的“夸夫”中,创造了崭新的“六字调”。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传唱。
为了培养艺术接班人,1954年秋,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招收越剧男女学员60人。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男演员史济华、张国华、刘觉等赢得广大观众的承认。为使越剧事业后继有人,上海市戏曲学校又于1956年开办了越剧音乐班。上海越剧院和虹口、静安等区也分别办了学馆或戏校,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成为业务骨干。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剧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至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影响日益扩大。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
十年动乱结束后,越剧得到复兴。1977年、1978年和1981年,上海越剧院相继创作演出了男女合演的《忠魂曲》《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塑造了现代史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的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海越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在创作演出上,题材、风格更加多样化,二度创作更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进行大胆的探索。《汉文皇后》《魂断铜雀台》等历史剧和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第十二夜》,在艺术上都有较大的创新。随着电视的普及,《孟丽君》《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红楼梦》《沙漠王子》等一批优秀剧目,都被摄制成电视片,有的还在全国评奖中获奖。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越剧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花大力气培养青年。钱惠丽、单仰萍、赵志刚(男)、方亚芬、萧雅、陈颖、韩婷婷、华怡青、胡敏华、章瑞虹等,已为观众所熟知。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赛等活动,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一些50~60年代已成名的演员如徐玉兰、王文娟、张云霞、吕瑞英、金采风、毕春芳等逐渐被观众承认已形成不同的流派。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1955年夏,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演出;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3年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东渡日本演出《红楼梦》;1986年又去法国巴黎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1989年5月上海越剧院一批艺术家到美国进行访问演出,都受到各国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始,随着文化品类的丰富和观众欣赏口味的多样化发展,上海的越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剧界的有志之士正在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力争使上海越剧事业重新走向辉煌。
著名演员有袁雪芬、傅全香、戚雅仙、范瑞娟、徐玉兰、尹桂芳、王文娟、张桂凤、茅威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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