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是现代科技创新的源头之一,孵化出众多高科技公司。各国利用外国风险投资,不但吸收资本,而且能够获取外国的技术与市场,在美中科技竞争的大环境下,风险投资也成为一个关键战场。
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
风险投资(VC)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科技创新格局,减少了政府的影响力,重塑了传统政府、工业和学术界之间创新三角。美国的风险资本已经成为创新的最大引擎,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大机制”。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风险资本家支持了苹果、微软和联邦快递等未来巨头。在20世纪90年代,铸就了亚马逊、Netflix和PayPal等公司。在新的千年里,他们促进了共享经济和Gig经济的崛起。
股票投资管理人郑旭光解释说,风险投资不同于一般投资,一般投资可以精算到每年赚多少钱,都是成熟项目。但是创业投资,或者是风险投资,主要是对人生活产生重大变化的科技类创新的这种商业化过程,最成功是美国的硅谷和纳斯达克。
近年来,中国成为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最有利可图的落脚点,几乎所有中国的第一波互联网公司,包括百度和腾讯,都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风险投资商的投资,造就了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中国互联网公司。
2008年,中国企业的风险资金只有24亿美元,十年后猛增到1000亿美元以上。2017年,中国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资回报来源。
输出技术
风险资本家抱有“资本无国界”的想法,利润是思考的出发点,没有考虑到美中地缘政治的竞争。
2020年,美国投资者参与了中国初创企业价值200亿美元的多轮风险融资,占中国初创企业风投总资本(680亿美元)的29%。
根据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21年的报告,外国私募股权投资者,往往会投资某些技术领域,或政府大力采购的部门,帮助孵化初创公司,利用其本身的技术专长,向本国公司提供支持,使其能够加快产品或技术的开发或商业化。他们都会提供一些商业网络,帮助初创企业,进入国外的消费市场。
例如,中国支持参与开发面部识别软件的技术初创公司,一系列中国面部识别公司,包括北京旷视科技和商汤科技,都受益于这类外国私募股权投资者提供的私人资本。
受到外国风投支持的公司,也做到了其它中国公司无法做到的事情,开发出了领先美国的真正创新产品。哈佛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方面明显领先于美国,包括面部识别、语音识别和金融技术。
经济学家黄峻(Davy Jun Huang)对表示,“美国对个人隐私滥用盗用的法律禁止与市场厌恶,导致监控的风险投资一般是望而却步。但是中国却截然不同,风投对语音识别、图片识别、步态识别、眼球虹膜捕抓趋之若鹜,成就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科技创新成为全球第一,而且在语音与步态识别,据闻领先欧美很多。”
2017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文件公开表示,鼓励中国企业“开展与外国技术转让机构、企业孵化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
黄峻认为,“风险投资是资本投资里最愿意冒险,也是最贪婪的。如果投资的技术,可以在得到更先进的技术输入而加快开发,他们当然愿意,甚至有偿帮助得到技术。所以特朗普时代对投资中国敏感技术的美国公司一直要求严格审查,也要求防止他们利用美国的技术。”
美中科技战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风险投资更关注商业模式创新和消费端,争做“大平台”,技术驱动型创业较少。
郑旭光表示“中国的人民币基金,基本上追求的是无风险投资。即使技术上落后,即使商业上不是那么强,但是假以时日,因为政府会有额外的这种管制上的放松,比如蚂蚁金服这种。所以在中国从技术模型上,前期很少有独自创新,是跟随策略。”
“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很难产生什么技术升级的东西,都是拷贝美国,包括阿里巴巴的云存储,就是拷贝亚马逊生态。互联网企业做不出来所谓的硬科技,如日本的材料很先进,还有很多德国制造业的工艺,就很难做出来,都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
黄峻也认为,“对比中国,美国很多慈善性捐赠,资助研究一些没有立刻成效的深层学科,而中国基本上是空白。科技创新是一个综合性结果,德国蔡司手工打磨全球最精密的镜头、透镜,却成为制造芯片的光刻机不可或缺的部件,而175年历史的蔡司,也只有20个技师达到光刻机镜头生产标准。”
随着中国对“硬科技”的强调,媒体报导说,中国风投正在经历一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转换,向半导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材料等硬科技上转换,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风投基金2021年新增投资中,计算机运用、医药生物、资本品、半导体、医疗器械与服务领域的案例数量占比高达70.62%。
Preqin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芯片制造商、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和其它半导体行业创业公司,2021年获得了88亿美元投资,而美国的同类公司仅获得13亿美元。
“人民币基金的投资人聚在一起都在讨论硬科技,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则是热衷讨论元宇宙。”2021年有投资人观察到的这个现象。
黄峻说,“风险投资往往是市场与政府偏好的放大器,对科技创新既有促进也会抑制,比如欧美政府与市场关注气候与污染,风险投资更多涌入清洁能源、环保产业。
黄峻认为,中美芯片战最高竞争会演变为:中国会倾尽全力加大芯片后期研发制造,尽力突破美国的封锁取得欧洲、韩国的设备与技术。
“这将是一个5—10年长期而不断暗中较劲的竞争,美国希望把中国压制在较远“代差”的目标可能不太会取得,但会在一定程度上令中国的芯片制造出现困难,一定幅度减慢中国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个博弈过程,很考验双方政府的能力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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