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腿子”一词说的是为恶势力效劳帮凶的人，还有做“走狗”解释的。我觉得，“为恶势力效劳帮凶的人”才是这个词的正解，“走狗”大概解不通。因这个民间俚语背后的故事说的是人断了一条腿，以狗腿续上而不是把整个人变成了狗。

考证“狗腿子”的出处还真有点费劲，虽然有李时珍为李二赖子接了一条狗腿来作为“狗腿子”的典故出处，却也难免有后人牵强附会的嫌疑。最早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富人断了腿，下边的一个奴才为讨好主子，便把自己的腿锯下来接在了主人的腿上。奴才自己缺了一条腿，便把狗腿砍掉一只给自己续上，然后用泥巴给狗造了一条假腿。

故事固然讲得很精彩，也很离奇，甚至还把这个奴才写成了绝世神医。假如真的有这等本事，这个奴才又何必与人为奴呢？民间故事有时往往经不起推敲，只是发挥其教化作用罢了。

其实，古代典籍中还真有“狗腿子”的故事，《水浒传》就讲了一个十分精彩的有关“狗腿子”的故事。绿野老道认为，施耐庵所讲的“狗腿子”故事比民间的传说更有意思，更符合情理。假若以《水浒传》作为“狗腿子”的典故出处，既能阐明其中的含义，更是有典可据，提升这个词的文化含量。

那么，施耐庵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狗腿子”的故事呢？他为什么要写“狗腿子”的故事？《水浒传》中的“狗腿子”又会是谁呢？

《水浒传》中姓赵的

在开篇故事中，施耐庵就写到了姓赵的人，这个人就是大宋王朝的开国之主，宋太祖赵匡胤。而且，容与堂本《水浒传》“引首”、贯华堂本《水浒传》的“楔子”，通篇讲的都是姓赵人的故事。从赵匡胤立国起，总共经历了四位皇帝：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然而，施耐庵似乎是在有意回避姓赵的，只有两处提到了这个姓氏。一处是宋太祖发迹后，写到“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另一处是陈抟老祖在华山道上听到传言，说：“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

注意了，施耐庵这里写的是“赵检点”而不是“赵点检”，而且，任何版本的《水浒传》都是这么写的。是不是施耐庵写错了呢？没有。之所以把这两个字颠倒，是施耐庵留下这一处错误，以证明自己说了“瞎话”，赵匡胤明明是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天下，书中却说是柴世宗让位。此时，柴世宗已经死去大半年了，要一定要说让位，只能是柴宗训让位。

这段历史，施耐庵是十分清楚的，绝对不会写错。在高唐州的故事中，施耐庵主动“纠错”，揭发“赵检点”不仅篡了位，而且，篡改了历史，把赵家兵变得到的天下说成了合法继承。

《水浒传》中的柴进，是周世宗的后裔，此人盘踞在沧州道上资助过往配军，为梁山输送犯了弥天大罪之人，而且，给王伦提供活动经费。阮小二说，王伦、杜千、宋万、朱贵这几个人“不打紧”。林冲来了过后，梁山的贼男女们才开始拦路抢劫，霸占水泊，绝了石碣村渔民的生路。王伦做强盗不干强盗的活，却总是用金银财帛打发人另投别处歇马。如此有钱，肯定就是柴大官人做了背后的金主。

放着好好的皇室后裔不干，偏偏要与配军罪犯以及草寇交好，柴进这不是要造反嘛？然而，柴进不敢造反，这么干是要刮一刮“小旋风”以引起赵官家的注意，为自家讨回公道。

柴进要讨回什么公道呢？原来，柴进本应当叫“郭进”，只有恢复了郭姓，柴进才是真正的后周皇族后裔。这是为什么呢？

后周是郭威建立的王朝，当然是郭氏江山。因为郭威的儿子早就被后汉隐帝全部诛杀，因而，便收柴皇后的侄子柴荣为养子。公元950年冬，郭威建立后周政权，柴荣以皇子的身份拜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柴荣既然做了皇子，又是唯一的皇子，肯定就是后周皇位的继承人。因而，当郭威收柴荣为养子时，就应当改名为“郭荣”了。

赵匡胤恢复了柴荣本姓，目的再明白不过：后周是郭氏天下，姓柴的坐得，姓赵的也坐得。若说姓赵的篡位，姓柴的也跑不了。施耐庵虽然在开篇故事中盛赞赵匡胤扫灭五代狼烟，开创“天下太平”之世，是“替天行道”。但却为北宋的灭亡伏线，暗点了这个王朝的先天性不足。

因为被恢复了本姓，柴进的皇室身份就大打折扣了。因而，高唐州实则柴进的“高唐梦”，在这里，柴家有“皇城”，柴进对李逵说，这是禁城之地。柴进的高唐梦没做多久，赵家就派了殷直阁来抢占皇家花园，逼死了“皇城”。殷直阁就是殷天锡，是“因天袭”的谐音。殷天锡明里写的是高廉的小舅子，而施耐庵又叫他殷直阁。直阁就是仅次于龙图阁等机构编修官的一个官职，施耐庵暗点赵宋的“因天袭”历史并非正史，而是由“殷直阁”瞎编的。

施耐庵在书中总是以这样的隐语，暗藏着历史玄机，书写这赵宋王朝的兴亡历史。但是，施耐庵在梁山的故事中，极少提到赵宋官家，即便是写到了赵员外、赵能、赵得等人，似乎也与赵宋皇帝没有关系。但是，若是透过文本看本质，《水浒传》中姓赵的都隐含着皇帝的符码，施耐庵写的就是梁山好汉与赵氏官家的对立故事。本文要讲的，就是与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有密切联系的赵员外。《水浒传》中的“狗腿子”，也出自这个故事，也与姓赵的有关。

赵员外隐喻的就是宋徽宗

却说鲁达打死郑屠，逃到了雁门县，金翠莲一家热情招待了这位大恩人。因为雁门县城不安全，赵员外便把鲁达藏到了自己的庄园“七宝村”。施耐庵为何要写这样一个地名呢？这个很是特别的地名，与佛教有关，说的是“佛教七宝”。

“佛教七宝”有很多种说法，《阿弥陀经》中的七宝指的是“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琥珀”。施耐庵写这一笔，是为鲁达上五台山出家设伏笔，也是为“大闹五台山”做铺垫，更是为鲁智深的正果埋伏线。果然，在七宝村只住了五七日，金老又来报信，说雁门县有公人打听赵员外家来的生人。于是，七宝村也不安全了，赵员外便建议鲁达到五台山出家避难。

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曾经颁诏：“刑责、奸细、恶党、山林亡命贼徒负罪潜窜，及曾在军带瑕痕者，并不得出家”。而且，北宋中晚期对出家做和尚规定极严，必须先在家中做童行，然后，经过官府相关手续，取得“五花度牒”才能入寺出家。自熙宁新法以来，出家度牒（文凭）就开始如硬通货般难得，皇帝经常以此作为对大臣或者地方官府的奖赏。《宋史·食货志》中说：“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

鲁达此人不允许出家，度牒变成了皇帝手中的硬通货。然而，赵员外却十分有把握让五台山剃度鲁达。为什么？

赵员外对鲁达说了这样一番话，这番话不仅道明了赵员外为何有十足的把握让鲁达出家，更是充满了玄机，暗藏着赵员外的真实身份：

（五台）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

首先，赵员外与五台山长老智真是兄弟，有人脉关系。第二，赵员外的祖上在五台山文殊院施舍过钱，是这个寺院的施主檀越。第三，赵员外早就买下了一道五花度牒。这三条理由都能够帮助赵员外顺利送鲁达出家，而第二条却道明了赵员外身上的玄机，此人隐写的就是宋徽宗。

赵员外说，他祖上曾经在寺里舍过钱，对照本文第一节所讲的赵匡胤的故事，《宋史·太祖本纪》中还真能找到相关依据。

施耐庵作《水浒传》，但凡涉及到历史的描述，基本上出自正史资料。比如，写赵匡胤出世，几乎就是照搬《宋史》。《宋史·太祖本纪》中写到赵匡胤发迹时，曾经提到这样一段神奇的事情：

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烬汝，北往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应募居帐下。

这段记载说的是后汉初年，赵匡胤四处求职没有得到很好的机遇，于是在襄阳的寺庙中寄居。寺庙中有一个懂得先天神数的老和尚，看了赵匡胤的面相说，我给你一笔丰厚的盘缠，你往北方投奔，必定时来运转。赵匡胤按照老和尚的指引，来到了北边，遇到了此后建立后周王朝的枢密使郭威。赵匡胤应募参军，开始了发迹之路。

这段记载被施耐庵点化，“舍襄阳僧寺”，变成了施舍的意思。当然，说“施舍”也没错，赵匡胤家还是很有点钱的，不会白住在寺院里。因而，赵员外说，他祖上曾经施舍过寺院，大约指的就是这件事。那么，那位神秘的老和尚在《水浒传》中又会是谁呢？不用猜，一定就是智真长老。

智真长老在剃度鲁达之前，为平息五台山僧众的异议，染上一炷香，上了禅椅，口念咒语，真魂出窍，魂游周天，打探了鲁达的前世今生。一炷香之后对僧众说：

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记吾言，勿得推阻。

智真长老不仅知道了鲁达上应天星，还知道他正果非常，这样的老和尚岂不也是深通先天神数吗？施耐庵以这样一对关系，道明自己笔下的赵员外，就是当朝皇帝宋徽宗。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发生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

鲁智深做了和尚，除了智真长老知道先天神数之外，赵员外的面子也十分起作用，否则，老和尚便不会施展这番功夫去一探鲁达究竟。赵员外控制着佛教七宝，智真长老能不看他的面子吗？

入了佛门，鲁智深十分的不自在，搅得佛门清净之地不得安宁。好不容易在寺院中打熬了四五个月，鲁智深这天忽然犯了酒瘾，于是，私自下山，来到了半山亭。在这里，鲁智深抢了一桶酒喝了下去。酒劲上来后，鲁智深东倒西歪的往寺院里走。来到山门前，打伤了一个门子，然后，夺了条棒，赶打三二十个老郎火工、直厅轿夫，三二十人，第一次大闹五台山。

鲁智深头一次大闹五台山，施耐庵没有直写是赵员外背后在使坏，而是以鲁智深的这句话，暗点了这次事件的背后主使就是智真长老的兄弟五台山的檀越：“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

看来，赵员外在鲁智深出家后的四五个月内，经常送酒送肉给鲁智深吃，几天不送，鲁智深的酒瘾就上来了。赵员外是智真长老的兄弟，又是七宝村的主人，难道不知佛门清规戒律？如此纵容鲁智深，分明就是故意。

绿野老道从后面的故事推算，鲁智深第一次大闹山门应当是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年）。这一年阴历九月，宋徽宗命蔡京编写《道史》，又“诏视中大夫林灵素、视中奉大夫张虚白并特授本品真官。”，“冬十月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一场“崇道抑佛”的禁佛、毁佛运动被渐次推向高潮。

《水浒传》写道，鲁智深第一次醉打山门之后，又过了三四个月，花和尚再度大闹五台山。按照以上的时间推算，此时就到了宋徽宗宣和元年的二月份。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书中交代，“忽一日，天气暴暖，是二月间天气”，鲁智深再次离开五台山，来到了一处市井。这回，花和尚不急于吃肉喝酒。奇怪了，憋了三四个月，难道不犯酒瘾吗？肉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只是鲁智深先要办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去见“待诏”。

鲁智深这天走出山门，只是游览五台山风景，走着走着却听得山下下叮叮当当的响声，顺风吹上山来。这响声分明就是山下铁匠铺待诏打铁的声音，听了这声音，鲁智深便下了五台山，来到了铁匠铺。原来，是待诏召唤鲁智深下山的。

话说鲁智深来到了市井的铁匠铺，见有三个人在打铁，便叫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么？”打铁的是手艺人，按照旧时对剃头匠的称呼，鲁智深应当叫他们为“待招”。但是，花和尚却千真万确的叫铁匠们为“待诏”。

待诏，是皇帝身边的人，供职于内廷别院，等待皇帝的诏令。此外，还有专门为皇帝业余时间消遣娱乐的棋待诏、诗待诏，以及占卜术士等等，反正就是皇帝身边的人。后来，李劼人在《大波》中把剃头匠称作“待诏”，这大概是误读了《水浒传》的缘故。

《水浒传》中确实没写错，而且，也不是版本讹误，所有版本中都写作了“待诏”。书中在介绍铁匠铺时，特别写了一笔：间壁一家门上，写着“父子客店”。施耐庵为何要写铁匠铺的隔壁有家“父子客店”呢？这样写与故事毫无关系呀。其实，“父子客店”隐喻的是北宋末期的两代皇帝宋徽宗、宋钦宗，“待诏”可不就是在皇帝的“间壁”嘛？

此处的待诏告诉读者，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就是宣和元年二月的事情。因为，待诏确定了鲁智深禅杖的重量——六十二斤。

六十二斤，这是一个并不常见也没有特殊含义的数字，但在《水浒传》中则表示从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误走妖魔到此时，正好六十二年，也就是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也就是说，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的故事，就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的阴历二月。

那么，施耐庵为何要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定格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呢？

鲁智深做了宋徽宗的“狗腿子”

《宋史·徽宗本纪》中记载，宣和元年春正月，宋徽宗下诏：

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革佛诏”。宋徽宗大概吸取了“三武一宗”暴力毁佛的历史教训，巧妙的以道教渗透佛教，佛被降为道教的大觉金仙，佛以下的弟子也全部降格为道教的仙人、大士。僧人不能叫僧人，和尚改为“德士”，女尼改为“女德”，要穿道教的服饰，一律不得称释家弟子，而要以姓氏相称。

因而，鲁达剃度后，智真长老赐法号“智深”，施耐庵却称他为“鲁智深”。出家做了和尚，就是释家弟子，怎么还能称俗家姓氏呢？瓦罐寺的生铁佛名叫崔道成，和尚叫了个道家的名字，则更加明确的反映了宋徽宗革佛这段历史。

却说鲁智深领了“待诏”的指令，便开始满街找酒喝。市面上的酒家经营本钱店铺都是五台山提供的，智真长老下了法旨，禁止把酒肉卖给五台山的僧人。因而，鲁智深到处碰壁，没吃到肉，也没喝到酒。但是，智真长老不让吃肉，偏有人给他肉吃，不让喝酒，偏有人给他酒喝。文本故事中，鲁智深来到了市稍的一家酒店，谎称行脚僧人，终于吃到了肉也喝到了酒。

鲁智深进了这家酒店，便要吃牛肉，可巧，这家酒店的牛肉卖完了，锅里却煮着一条狗。于是，《水浒传》中唯一一次吃狗肉的好戏开场了。这回，鲁智深吃得津津有味，施耐庵简略的几笔，便足以让看客们流涎。

施耐庵写道：“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吃得口滑，只顾要吃，那里肯住。”就这样“蘸着蒜泥吃”，半条狗，鲁智深只吃剩下一条狗腿。花和尚吃得尽兴，算还了酒钱，把那只狗腿揣进怀里，往五台山扬长而去。

鲁智深走到半山亭上，酒却涌了上来。上回在半山亭喝了一桶酒，只是小试牛刀，打伤一个门子而已，这回因为吃了狗肉，便大发酒疯了。花和尚脱光膀子，搧折了半山亭的柱子，“刮剌剌”一声响亮，惊动了五台山，半山亭塌了半边。

寺院里听得响声，知道鲁智深又喝得大醉，肯定要闹事了。于是，紧闭山门，不放鲁智深进来。鲁智深进不了山门，却看见左边的金刚，花和尚“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颜色都脱下来。”回头又看见右边的金刚，“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

打坏了金刚，鲁智深撞开了山门，直奔僧堂。在选佛场中，鲁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禅床，解下绦， 把直裰带子都哔哔剥剥扯断了，脱下那脚狗腿来。……扯来便吃。”

禅和子们闻不得狗肉味，一见鲁智深吃狗肉，便把袖子遮了脸，都躲得远远的。鲁智深看到和尚们躲了，便拿着狗肉侮辱僧人，施耐庵写道：

（鲁智深）扯一块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两只袖子死掩了脸。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禅和子嘴边塞将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禅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将肉便塞。

其他几个禅和子见鲁智深如此侮辱僧众，便来相劝，鲁智深撇下狗腿，抡起拳头便打。一时间，僧堂内一片哗然，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施耐庵说，此乱唤做“卷堂大散”。

此后，五台山僧众们聚齐了一二百职事僧人、老郎、火工、道人、直厅、轿夫等要打鲁智深。这伙人哪里是鲁智深的对手，反被花和尚打伤了数十个。

这一场“卷堂散”，鲁智深打坏金刚、亵渎佛门、打伤僧众，正是宣和元年宋徽宗革佛的真实写照。而鲁智深便做了宋徽宗的“狗腿子”。

宋徽宗赵佶，生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即公元1082年，这一年干支壬戌，在十二生肖中属狗。也就是说，施耐庵以狗肉隐喻宋徽宗，鲁智深怀揣狗腿大闹山门，吐出狗肉污秽佛堂，塞喂狗肉侮辱僧众，难道不是宋徽宗的“狗腿子”吗？

智真长老的凌厉反击

鲁智深如此大闹，其背后主使必定就是赵员外。因而，当鲁智深打坏金刚之后，一应职事僧人都慌了神，一齐到智真长老那里告状。智真长老听了僧众的诉说，淡淡的说：“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

开口便以天子做比，智真长老话中有话，所以，五台山所有被毁坏的佛教设施，都要赵员外来复原。而且，此时智真长老只说赵员外是鲁智深的施主，话语深处便是赵员外是背后主使，五台山没有这样的施主檀越。

尽管如此，智真长老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只可回避他。

今世佛，已经被降为大觉金仙，过去佛、未来佛自然也遭到了严重的威胁。但是，当智真长老得知鲁智深以狗肉侮辱僧众大闹僧堂之后，便不再容忍，严厉斥责花和尚道：

今番你又如此大醉无礼，乱了清规，打坍了亭子，又打坏了金刚。这个且由他。你搅得众僧卷堂而走，这个罪业非小，我这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如何容得你这个秽污？

鲁智深之于佛门而言，此时就是个“污秽”，也就是说，鲁智深就是一条“狗腿子”。打坏金刚且能容忍，而以狗肉亵渎佛门之地，便不能再容忍，否则，佛门的千年香火便难以延继。鲁智深这是在帮助宋徽宗毁坏佛教，甚至要灭掉佛家香火。

智真长老训斥罢花和尚，便再度修书一封，径直送到了赵员外庄上，也就是送到了七宝村。而且，智真长老交代送信的直厅道人，必须立等赵员外回信。赵员外看了智真长老的书信，知道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智真长老要向他索赔，心中“好生不然”。赵员外虽然不以为然，但是，还是回书来拜覆长老说道：“坏了的金刚亭子，赵某随即备价来修。智深任从长老发遣。”

赵员外终于投降了。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二年春正月，甲子，罢道学”。随后，“复寺院额”、“复德士为僧”。一场以道教渗透佛教的革佛运动，就这样收场了。施耐庵在此高度浓缩故事，以“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隐写了“革佛诏”所导演的毁佛闹剧终结。鲁智深在去大相国寺的途中，打死了把瓦罐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崔道成，不僧不道的历史也就此结束。

那么，智真长老对宋徽宗的反击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在收到赵员外的回信后，立即打发鲁智深去东京大相国寺。临行之前，智真长老赠送给鲁智深一则佛偈：“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深通先天神数的那位神僧再度施展法力，预言了花和尚此后的传奇故事。

施耐庵此后写道，花和尚鲁智深上应天孤星，验证了智真长老的预言，得成正果。此处，结合本文主题，讲一讲“遇山而富”这句预言。

鲁智深在沧州道上救了林冲，算是“遇林而起”。因为林冲的出卖，鲁智深无法继续在东京大相国寺继续干下去，便来到了青州地界的二龙山，与杨志联手打下了这座山头，占据了宝珠寺。

二龙山，隐喻的就是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而宝珠寺就是对应的“七宝村”。上文讲到了“父子客店”，二龙山还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所在。

上文讲到，北宋中晚期对佛门加以控制，佛门度牒都变成了皇帝赚钱的工具。这就是“七宝村”在赵员外手中的缘故。鲁智深按照智真长老的设计，打下二龙山，夺了宝珠寺，等于是抢回了佛教七宝。智真长老凌厉的反击，就此暂时告一段落。

花和尚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在宝珠寺内议事，这就是智真长老所预言的“汝等皆不及他”的正果体验。“汝等皆不及他”，说的是自智真长老以下的所有五台山僧众都成不了鲁智深那般正果，换句话说，鲁智深的正果将与智真长老齐平。智真、智清、智深，都是《水浒传》中辈分一样的大寺院的住持方丈。鲁智深做了宝珠寺的住持方丈，预演了智真长老预言的正果。

《水浒传》中，施耐庵以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隐写了一段宋徽宗“革佛诏”的历史。鲁智深在这段故事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并不是英雄侠义之举，而是对宗教文化的极大破坏。宋徽宗却在这段故事中，被写成了一条被烹煮的狗。

狗在此后的故事中还将出现，那就是武松在孔家庄喝醉了酒，遭遇一只黄狗的追赶奚落。很多读者看到这里时，几乎都嘲笑武二郎。其实，这只狗与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所吃的那只狗一样，隐喻的都是宋徽宗。

在《大宋宣和遗事》这部《水浒传》的蓝本故事中，鲁智深、武松都是梁山三十人之一，写到鲁智深时，十分简单，只有一句话：“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奔宋江。”《水浒传》中，鲁智深上二龙山就是反叛了宋徽宗。

武松投奔二龙山，也是僧人造反。因而，那只黄狗便要追赶武松，阻止僧人反叛。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通过各个层面的故事，反映了北宋徽宗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透析因为宋徽宗的执政失误，导致各阶层矛盾爆发，盗贼蜂拥，“妖魔”纵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则是因为宋徽宗极端的宗教政策，打破了北宋开国时“儒道佛”三教并立局面，终于导致了佛门僧众的反叛。

《水浒传》寄托着施耐庵的人文情怀，是一部寓意深刻的伟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