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简介:(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籍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后移居内黄。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为凌烟阁二十四功之一。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魏征少年孤贫,胸怀大志,不事产业,却通晓经典书籍和方术。隋末动乱,魏征历经坎坷,曾经五易其主。他先是从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李密爱其文才将之招至麾下。但魏征在李密手下并不受重用,李密覆败,魏征随李密投唐。魏征主动请缨,帮助李渊去平定山东,并用一纸书信招降了李绩。但不幸当时恰逢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征遭擒,又被窦建德收入帐下,作了夏王的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以后,魏征和裴矩一起入关二次投唐。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欣赏他的才能,引荐他为太子冼马。玄武门之变后,继任的太子李世民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先引为太子宫詹事主簿,即位后又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直到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
魏征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唐太宗以史的教训为鉴,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清静无为、“仁义”行事。魏征一生不仅尽心事主,更以江山社稷、天下苍生为重,为唐初社会的稳定和“贞观之治”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魏征所上 《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魏征刚正敢谏的故事
魏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但他却喜欢读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后来又出家当过道士。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先后参加李密瓦岗军和窦建德起义军,李建成被杀后,他又因直言敢谏,受到唐太宗的重用。
唐太宗常把魏征召进宫内,叫他提些意见。李世民有不对的地方,魏征能够当面批评,甚至会弄得唐太宗一时下不了台。
有一次,唐太宗根据右仆射(掌管奏章文书的官员)封德彝的建议,决定十八岁以上身体强壮还没有服役过的男子都要去当兵。但魏征不同意。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敕令,要由谏议大夫签名才能生效。
唐太宗问他:“你不同意这样做,有什么理由?”
魏征回答:“臣作为谏议大夫,有义务向陛下指 出,这样做违背了治国安民的方针。我朝开国后即立下‘男子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可免’的规定,怎么能随便改变呢?”
唐太宗非常生气,大声指责道:“你太固执己见!”
魏征毫不退让,语重心长地说道:“陛下!把河水放光捕鱼,确实能捕到许多鱼,但明年就没有鱼了;把森林烧了打猎,确实会打到许多猎物,但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十八岁以上身体强壮的男子都去当兵,今后国家的税赋徭役去向谁要呢?”
唐太宗这才幡然醒悟,收回了命令。
有时候,李世民还会和魏征一起讨论一些问题。
比如,唐太宗曾问魏征:“历史上有过这么多帝王,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
魏征回答道:“能够多听听各方面意见的帝王,通常比较明智;一意孤行、只听单方面的意见的帝王,难免就会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唐太宗赞许地说:“你讲得真好啊!”
有个大臣叫郑仁基,女儿长得美丽又有才华,皇后要把她收为李世民的嫔妃。当册封的诏书写好后,有人说了一句:“她不是已经与人订婚了吗?”
魏征知道后,就向李世民进谏道:“陛下住着亭台楼阁,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陛下吃着山珍海味,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充足的食物;陛下看着众多嫔妃,就应该希望百姓有称心的婚姻。现在陛下把已经与人订婚了的女子夺过来,这怎么符合人家父母的心意呢?”
唐太宗听了这番话,马上取消了册封。
当魏征患病去世后,唐太宗罢朝五天,亲自登上御苑西楼,遥望魏征逝世之处寄托哀思。他沉痛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帽穿戴;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现在魏征去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点作用,确实是与唐太宗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气度分不开的。
唐太宗时能够大胆进谏的大臣,还有一位马周。马周原来只是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的客人。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常何是个武将,不懂政治,感到谈不出什么,为此很犯愁。马周知道了,马上动笔为他写了二十多条关于政治得失的意见,让他去交差。李世民读了以后,觉得条条都切中要害。他很奇怪,常何这一介武夫怎么变得这样有政治头脑了,就找他来面谈。常何一向老实,他坦白地告诉李世民上书的内容都是马周写的。李世民马上召见马周,一番谈话,对他十分赏识,不久便任命他为监察御史。
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期望,经常进谏,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要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要了解民间的疾苦,爱护百姓;他要李世民不要太宠爱子女,没有必要每年加赐金银珍宝,因为奢侈只会害了子女;他要李世民以人为本,真正让百姓满意,就得选拔德才具备的好官。对马周提出的这些建议,李世民都认真听取,并加以推行。
魏征、马周等人还提醒李世民,隋末因为滥刑暴政而迅速灭亡。李世民因此非常重视立法安民,要求有关部门融合前朝立法、司法经验,制定了《贞观律》,使封建礼教法律观成熟完善起来,为稍后制定《唐律》打下了基础。
魏征极言直谏: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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