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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大约克大学城市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学者“城市化、性别与南半球：知识网络转型(GenUrb)上海课题组负责人佩恩·叶子婷(Penn Tsz Ting IP )在上海理工大学举办了题为“从学徒到企业家:从上海美容院行业看农村劳动力迁移、‘剩女’和情感劳动”的讲座。

女性美容师：从事“黄金工作”的农村妇女

以上海、孟买、乔治城、开罗、科恰班比、伊巴丹、拉姆安拉为研究重点，旨在关注和探讨21世纪初城市化进程中女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希望进一步提升女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价值和地位，从而重构城市语境下的性别关系。

佩恩的博士论文采用民族志组织的研究方法，采访了2014年9月至12月至2015年5月至7月上海美甲、美发、美容院37名18至49岁的女农民工。她提到，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复杂、分层、流动的全球文化不仅对女性农民工具有挑战性，而且具有吸引力。她提到，选择上海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复杂、分层、流动的全球文化不仅对女性农民工具有挑战性，而且具有吸引力。

根据上海市妇联2010年和2011年的调查数据，上海市400多万农民工是女性。在上海，美容服务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涉及到亲密的身体接触、热情和真诚的服务态度。因此，对当地人来说，该行业的工作机会被视为“剩余工作”，而对农民工来说则是“黄金工作”。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农民工必须更熟练地建立有效的客户-工人关系，这挑战了美容行业的学徒。佩恩专注于三种女性美容师：学徒、高级美容师和企业家。

学徒：廉价劳动力可以合法雇用

单身女性农民工通常以学徒身份加入这个行业。由于这些年轻人的工作技能有限，成为学徒是获得有效技能的一种方式。学徒通常不需要支付任何学费，但他们必须以极低的工资为代价工作。因为这些年轻员工没有专业技能，只有通过雇主安排的考试，他们才能成为公司的“真正”员工。虽然学徒可以接受培训和定期考试，但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并获得有收入的工作。这种合法就业制度为雇主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有利于美容行业的发展。

佩恩通过一个“关于痛苦的故事”，讨论了学徒阶段的女性的身体和思想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她们的情感关系是如何被监视的，比如对单身的渴望。上海的美容院行业主要以单身和年轻的外国女性为工作对象。雇主倾向于雇佣单身女性，以避免怀孕和堕胎带来的不便。这个行业对年轻女性的需求很大，也叫“吃青春饭”。然而，当年轻单身女性农民工进入这个行业时，作为情感劳动的一部分，为了与客户建立情感关系，学徒不能通过公司政策或个人欲望进入其他形式的情感关系。在采访中，许多年轻学徒认为工作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暂时不考虑浪漫、爱情和婚姻。

高级美容师:被“控制”的思想和身体

完成学徒期后，学徒将被提升为高级美容师。在这一水平上，女性农民工的工资一般较高，最低为6000元/月，最高为2.5万元/月。收入的增加给了他们财力和向上流动的潜力。

高级美容师面临的新问题是，他们的工资是奖金制度，基本工资和奖金是根据客户的消费和公司的销售收入支付的。一些高级美容师没有基本工资，所以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于客户的消费，所以他们的身体和思想被更高层次的“控制”。

在中国，美容师和美甲师被认为是更“女性化”的职业，成为美发师对女性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个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所，高级员工往往被男性占据。女性员工的地位低于男性员工。因此，为了与男同事竞争，女性员工感到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身体，比如微型整形手术，比如注意更时尚的衣服。佩恩注意到，当别人无法区分他们是农民工还是上海本地人时，他们的时尚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的时尚被农村妇女羡慕，成为社会优越感的象征，这也吸引了他们进入上海美容院行业，进行类似的身心转变。

上海美容院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展客户和员工之间的情感联系，佩恩研究表明，当高级员工“微笑服务”不仅吸引客户的钱，还吸引客户的建议，他们的文化生活丰富，新知识在他们和客户之间传播。这种文化接触是情感劳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农民工成为城市的主体。

然而，当他们成为城市的主体时，他们在婚姻市场上遇到了挑战。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使他们能够在上海维持相对体面的城市生活，婚姻对他们来说并不那么紧迫。当他们在农村寻找潜在的配偶时，也会带来麻烦，因为他们的收入相对高于家乡工人阶级的平均水平，他们不愿意接受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他们的叙述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中国男性人口众多，但他们的选择仍然有限。佩恩说，虽然高级美容师通过建立城市主体来获得信心，但市场资本主义创造的一种新的性别认同形式限制了他们找到满意伴侣的能力。

企业家：员工情感劳动的操纵者

在佩恩的采访中，企业家是指组织员工在职培训、发展企业文化和政策、确定员工工资和奖金制度的美容院所有者。为了经营自己的企业，企业家不仅要控制自己的身心，还要操纵员工的情感劳动。

佩恩在分析企业家案例时指出，情感劳动可以看作是客户和工人之间的一种流动，工人也可以在这种流动中要求客户。企业家理解这一逻辑，并将其应用于商业活动。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客户的身体已经成为一个需要“修改”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必须通过消费美容服务“修复”的不健康部位。特别是在假冒伪劣产品和空气污染的威胁下，消费者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这不仅是上层阶级的需要，也是工人阶级的需要。因此，顾客对健康的关注已成为美容经济中情感劳动的一部分。当员工微笑着服务时，不同性别和不同阶层的客户被策略性地安排在一起。

佩恩认为，中国农民工的宏大叙事往往把他们描述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媒体对女性农民工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她们的情感痛苦上，这是一种片面的负面表现。

佩恩通过对上海美容院的研究，丰富了基础女性的研究和叙述：美容院行业的工作为女性农民工提供了经济回报、向上的社会流动和创业潜力。同时，它也让我们意识到这种情感劳动的许多约束。

(作者为上海理工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